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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一日傍晚,袁文才、王佐突然接到“朱德、 毛委员来信”,信中命令袁文才、王佐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部队立即开到永新城集合编队,拟将袁文才的宁冈县赤卫大队和王佐的红军独立第一团编为红六军三纵队,袁文才为司令,王佐为副司令。
接到这封突然的“来信”,心细的袁文才不禁闪出一串疑问:其 一,如果对部队进行改编和攻打吉安,应该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让部队熟悉情况和开展临战训练,而这事却为何没有预先告知,来得那么突然?其二,毛委员历来对井冈山根据地的防守十分重视,回顾自己多次担负守山任务时,毛委员无不交代他务必要镇守好井冈山。现在为何把我和王佐一起调去攻打吉安,造成井冈山兵力空虚。 难道他不怕遭致井冈山丢失的危险吗?其三,自从自己私自离开红四军回到家乡后,随着土、客籍矛盾的逐渐恶化,与特委一些人的矛盾也不断升级。莫非这次是特委某些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其目的是要……袁文才不敢再往下想。
因时间紧迫,袁文才立即召集李筱甫、谢桂标、周桂春等人进行密商此事。
比袁文才年长九岁、在袁文才部队堪称智囊的李筱甫首先发 言:“选三老弟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但回顾往事,我又觉得是否不必顾虑太重。从马刀队招安下山到迎接毛泽东上山,当初我们 也是顾虑重重,结果事情进行很顺利,以至我们的队伍才有后来的发展。”
深有切肤之痛的谢桂标接着说道:“自从东固离队返乡后,想必 选三和我一样,总觉得过得憋气。而这根源就是宁冈的土、客籍矛 盾。如果确如信中所言,把我们编为红六军,这既摆脱了纠缠不清的 土、客籍矛盾,又不失为我们重新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
精明能干的周桂春则从另一角度说道:“毛委员和朱德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只要不是假冒传’旨',我们无疑要坚决服从。但反过来 说,哪个敢冒充毛委员、朱德的名义给咱下命令呢?世上恐怕还没有 这种胆量的人。”
袁文才对他们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分析,可谓是心悦诚服,许 多话都说到他心坎上去了。的确,自己有时疑虑过重;的确,自己被 宁冈复杂的土、客籍矛盾弄得心力交瘁;的确,自己的事业及部队需 要重振旗鼓,再现昔日的风采,而眼下这一重要机会,绝不能丢失。 袁文才完全消除了疑虑。
二月二十二日一大早,袁文才、王佐将部队集合在宁冈新城北 门的大草坪里。原来,王佐收到同样内容的信后,率部于凌晨四点就 向新城开进。袁文才身穿灰色军装,腰间别着一支德国造的擦拭得 保亮的勃朗宁手枪,显得英姿勃勃、精神焕发。自昨天对“来信”进行 分析消除疑虑后,他就完全朝着另一条思路思考这次部队改编和攻 打吉安的问题。他一直处在兴奋之中。自从东固私自离队返乡以来,他一直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毛委员,同时他又一直担心毛委员会 责备他。现在,毛委员居然又给他和王佐来信,他怎么不感到高兴 呢!他感激毛委员对他还是那么信任和看重。对毛泽东历来十分崇 拜的袁文才,一直把与毛泽东的关系看得十分重要。
在部队整装待发之前,袁文才给部队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他 高兴地说:“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上级来了指示,要我们部 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胜利很有希望。打下吉安,缴到了好枪,我 们这些坏枪都不要了,统统都换成好枪。”
广大指战员一听要打吉安,心理甭提有多高兴,似乎他们不是 去打仗,而是到吉安去更换一批好枪。
下午五点左右,袁文才、王佐率部到达永新县城。特委对袁、王 部队的宿营地点早就作了安排:袁文才住尹家巷二十二号,王佐住 与袁文才相隔不远的尹家祠,袁、王与自己部队的住地又隔开了一 段距离。
与此同时,边界各县负责人也得到通知,相继赶赴永新开会。永 新的地方武装已云集县城,茶陵、莲花的地方武装也随之赶到。营造 出一种满弓待发之势。晚饭过后,特委还请来了采茶戏班子,专为来 自各县的与会人员和广大官兵演出《打渔杀家》和《刘海砍柴》等戏 文。袁文才、王佐被邀请到前排就坐。
次日上午,特委通知召开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中央巡视 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朱昌偕等人的揭发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 便罗列出袁文才“受编不受调”“反对宁冈分田”“开小差私自离队” “勾结茶陵挨户团罗克绍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红色政权”等 五条罪状。袁文才对这些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用事实给予一一 辩驳,弄得彭清泉哑口无言。他恼羞成怒,把勃朗宁手枪“啪”地一声 拍在桌上,大声质问道:“你到底有没有错? ”袁文才坦然回答说:“我错误是有,但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么严重。”王佐是个刚直不阿、烈 性粗暴的人,对彭清泉这种完全违背事实的指责非常气愤,也把他 的驳壳枪摔在桌子上,与彭清泉公开对峙起来。会场气氛顿时变得 十分紧张。
王佐越来越感到局势不对,会议间隙,他私下对袁文才说:“老 庚,我看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咱们还是把部队拉走,退到九龙山去 吧。”袁文才虽然也看出事态严重,但他心里在想:以前他跟边界特委 朱昌偕、王怀、龙超清这些人也有过类似摩擦,可事情过后一切又是 照常。再说,共产D总不会自己人杀自己人吧!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深信 中央的毛委员,于是说道:“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 哩! ”并指责王佐是牛眼睛看人,把人看成禾桶大,自己吓自己。王佐 反驳袁文才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死到临头。
其实,正如王佐所言!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早在一九三O年一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指导 下,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于田召开联席会 议。会议根据中共“六大”决议案”的相关精神,作出了 “必须坚决解决袁、王”的错误决定。而这次行动,从“毛委员来信”到永新集中编队,从所谓把袁、王编为红六军三纵队到研究攻打吉安,完全是边界特委设下的骗局。他们知道袁文才最信服毛泽东,最听毛泽东的话,故 而伪造“毛委员来信”,使袁文才欣然从命。事实上,不论是遂川于田会议决定还是“攻打吉安”,边界特委负责人完全避开了毛泽东,因为他们 知道毛泽东历来都是护着袁文才,绝不会同意他们把袁、王杀掉。所以,他们趁毛泽东远离井冈山前往赣南、闽西开辟根据地之际,迫不及待地欲将袁、王置于死地。
上午的激烈争辩,使袁文才、王佐与边界特委一些人的矛盾冲突如风卷惊涛,骤然激化。然而,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深知 “小不忍则乱大谋”之理,尽管在上午的会议上双方剑拔弩张,甚至他本人也受到袁文才的严厉指责和王佐的羞辱谩骂,但为了稳住袁 文才、王佐,他们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予以热情接待。二十三日晚,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席间,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甚至口口声 声是谦恭之词,时时处处皆虔敬之态。可袁文才、王佐哪里知道,就 在这觥筹交错、你来我往、貌似平静如常的背后,蕴藏着重重杀机, 死亡之神已悄悄地向他们逼近。
尽管朱昌偕等人表现出那种超乎寻常的“胸怀大度”,然而,在 袁文才、王佐的心里,总有一种难以驱散的乌云。散席之后,他们早早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袁文才坐在自己的房间,默默地抽着那把铜质烟壶盛着烟丝的水烟。早年他就有这种抽水烟的习惯,只是步入军旅生涯之后,他觉得这习惯与军人形象很不相称,于是,他坚决把抽水烟的习惯给戒 了。但自从东固离队回到家乡后,他又捡起了这把烟壶,遇上心情烦躁的时候,他就会一口接一口不停地抽起来。袁文才静静地坐在椅 子上,似乎在沉思。
据一直在袁文才身边担任号兵兼勤务兵的郭矮子回忆,那个晚 上,袁文才独自在椅子上坐了足有两个时辰。可以肯定,他是在思考问题,而且非常专注,非常深沉。
那么,他究竟在思考什么问题呢?或许是经过白天的争吵,他在考虑怎样调解和处理与特委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对这次行动的真实动机重新产生了怀疑,他在考虑如何应对。而此时此刻的处境和心情,或许更有可能把他牵回到那刻骨铭心的峥蛛岁月……
——在那天真烂漫的孩提时,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视他为掌上明珠。望子成龙的父母,不顾生活的拮据,将他送进了私塾馆读书,期 望他有朝一日扬名显达、光宗耀祖。
——刚进入青年,依照家乡的风俗习惯,父母又及时给他完婚。 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妻子便给世袭劣绅谢冠南的儿子给霸占了。在 步入人生的一开头,生活就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他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终于考进了永新禾川中学就读。
—禾川中学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更为他世界观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使他懂得了世态炎 凉、人间善恶,鼓起了立志报国、成就事业的理想风帆。
—马刀队,应该说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在这支绿林队伍里, 既让他体验到了“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所带来的快乐,还使他成为威震数县、赫赫有名的绿林首领。但与此同时,又给他带来无穷无尽 的烦恼。“土匪”之名声,像一个驱散不走的阴魂,一直伴随他的人生之路,给他的精神带来巨大的负担和痛苦。眼下,不仅于此,而且已经到了危及性命的地步。
—使他永不忘怀的是,在他的人生中有幸结识毛委员,并把毛委员及工农革命军迎进茅坪,从而使这支革命队伍摆脱困境、转 危为安。以至才有伟大的朱毛会师和红四军与红五军的会师,革命 的武装力量得到迅猛的发展壮大,井冈山根据地也进入全盛时期。
——不平凡的一九二八年,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艰苦时期, 生活极其困苦,战事连续不断。在毛委员、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下, 他率领红三十二团官兵出生入死、英勇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新 城战斗,他率部设伏于西门痛歼顽敌;出征湘南,他激战于滁口,把 湘南起义后处在岌岌可危之中的朱德、陈毅及其部队接上了井冈山;七溪岭之战,他成功捣毁敌军前指,使指挥瘫痪之下的敌人如无 头苍蝇,到处碰壁;黄洋界保卫战,他昼袭夜扰,发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严阵以待,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坳头陇布袋阵, 他率部切断敌军退路,使敌军一个营在我红军包围之下,成为瓮中之鳖。
——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他不该私自离开红四军,这是万恶之源。如果不回来,怎会再次卷入这封建宗派斗争和土、客籍矛盾的漩 涡?又怎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和折磨?他为自己行为 的草率而深深自责。
当袁文才、王佐各自回到自己住地后,彭清泉立刻召集朱昌偕、 王怀、龙超清、彭文祥等人一起紧急商议。他们知道,光凭永新、茶 陵、莲花这几个县的地方武装,根本奈何不了袁、王部队。为此,他们 立即想到了彭德怀的红五军。这时,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的第三、四纵 队,正从湘鄂赣边区来到永新县城附近三十公里的安福洲湖集结,准 备攻打安福。
彭清泉和边界特委立即给红五军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将信 连夜送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朱昌偕、王怀步履匆匆地赶到洲湖向彭德怀汇报情况。为达到 派兵解决袁、王的目的,他们无中生有,夸大其词,诬陷袁文才、王佐 强迫特委把边界地方武装为他们改编统率,并诬称如不满足袁、王提出的条件,他们将有可能把与会人员一网打尽。因此,要求红五军立即出兵挽救这一危局。
听了朱昌偕、王怀的汇报,彭德怀不由得表示怀疑,情况有这么 严重吗?他说道:“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 都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朱 昌偕立即解释说:“这完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他在红四军看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文,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 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鉴于事态严重又紧急,诚如彭德怀后来回忆,“事情这样突然, 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 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D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 (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
红五军第四纵队当晚从洲湖出发,于二月二十四日拂晓前赶到 永新县城,随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
朱昌偕,这位年仅二十二岁就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已近一 年之久的D的重要人物,他不是站在D的利益的高度,实事求是地 处理问题,而是机械地、掺杂地方宗派主义和个人好恶来执行D的 决议,甚至醉心于土、客籍利益之争。对于掌握武装且威望颇高的客 籍领袖袁文才,他不仅无容人纳士之胸怀度量,更谈不上有爱才之 心、惜贤之意和荐才之举。相反,袁文才在他心里,如皱在喉,不除不 快,无不尽压抑与摧残之能事。此刻,他好像战场上抢夺头功的“勇士”, 奋不顾身地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在袁文才还未回过神来,就被 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同居一室的李筱甫身中数弹,鲜血溅满一 地。弥留之际,他用微弱的声音断续不停地呼唤:“选三,选三……" 可袁文才永远也无法听到战友的这种深情呼唤。
袁文才,这位叱咤风云的绿林首领,这位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 建立下赫赫战功、作出重大贡献的红军领导人,没有被艰苦恶劣的 斗争环境所压垮,没有被敌人的枪林弹雨所击倒,而是死于自己D 内同志的枪口之下。
三十二岁,正是人生辉煌灿烂的黄金年华,正是施展抱负、谋求事业、报效祖国的重要人生时期。可惜,这一切,被残酷无情的现实所摧毁。
巍峨挺拔的井冈山,没有黄山的奇秀,也无泰山之气势,却以她雄伟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收留了中国红军。美丽清澈的茅坪河,没 袁文才遇害的地方——永新县城尹家巷 有大海的喧腾,也无长江之 22号 浩瀚,却以她甘甜的乳汁哺育红军的成长壮大。山若有情,也会为袁文才的受害而鸣冤喊屈; 水若有意,也会为袁文才的被错杀而垂泪哭泣。
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赶往王佐 住地。但王佐突然听见枪声后,出于职业习惯和预感,他与刁辉林 等几个亲信骑着马急忙朝通向宁冈方向的东门奔跑。可是,东门的 浮桥中间段早已被朱昌偕他们拆除,王佐等连人带马掉进河里,他 们都不会游泳,终因水急河深,全被淹死在东关潭,数日后尸体才 浮出水面。
王佐,这位与袁文才肝胆相照的老庚,同袁文才一样,为井冈山 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正应验了他们结拜时所立 下的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带着 满腔的悲愤和冤屈,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恨,一同踏上了冥冥之路。
随后,袁文才部下的主要骨干周桂春、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一班人全被关押起来。龙超清,这位曾动员说服袁文才下山接受 “招安”、介绍袁文才入D,后来又长期和袁文才并肩战斗的县委书 记,由于年深月久积淀下来的宁冈土、客籍矛盾这一历史原因,且又 无法超脱这一矛盾所带来的影响,他与袁文才的关系渐渐变得不可 调和、势不两立。他深谙斩草除根之古训,他要利用这次机会,把袁 文才及其左膀右臂彻底根除,把客籍人的势力彻底压下去,以免死 灰复燃、东山再起,故而凶狠毒辣地说:“这些人不能放,放回去他们 会帮袁文才报仇的”。结果,这些人全都惨遭杀害。
这次事件,袁文才部下只逃出第三中队队长谢凤桂、副队长陈九珠等几个人。王佐部队的人也只逃回一部分。随着袁文才、王佐被杀, 边界这支可以同国民D反动派匹敌的红军劲旅,这支在袁文才、王佐率领之下曾为毛泽东“上山”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团队,从此柴尽烟消,永不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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