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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刀霜剑

2024-01-29
29 2024-01

23:5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酿成袁文才王佐蒙冤被杀这一历史悲剧,并非一时一事、一朝一夕之误,而是有其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

 

 首先,党的“六大”某些“左”倾错误,是造成袁、王被杀的根源, 它起到了一个“尚方宝剑”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明确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有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 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 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项内容,完全来自当时俄国的经验教训,根本没有从中国的实情出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同时,它还背离了中华民族一些优良的社会道德规范。在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人们都十分崇尚感恩报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黄雀衔环知恩图报”“受之于惠报之以 恩”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普遍认可的社会道德规范。而这项内容,显得是那么的不近人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这等说法,似乎我们共产党人也可以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由此,它所带来的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恶果,把我们党本来可以团结、争取的革命力量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叫做“关门主义”或者说自己孤立自己,从而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和影响。

  

“六大”文件于一九二八年底传送到边界。一九二九年一月四 日,毛泽东在宁冈柏路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因袁文才、王佐均在场, 所以,当毛泽东念到第十条“对土匪关系”的条文时,立刻打住,宣布休会。随后,毛泽东又专门召集朱德、陈毅、谭震林、彭德怀、滕代远、 陈正人、宛希先,以及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两县委负责人龙超清、 王怀、刘真等参加的小范围会议。会上,毛泽东将那天省略的第十条“对土匪关系”的内容原原本本地作了补充传达。听完这段文字之后,与会人员都敏感地意识到,怪不得上次传达“六大”文件时,毛泽东有意省去这节内容未念,原来是涉及绿林出身的袁文才、王佐。紧接着,毛泽东用惯于逻辑思维来分析问题的方法向大家提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关系十分重大。一头是中央政策,一头是实际情况。如果只顾政策而忽视实际,那么,在政策与实际不尽相符的情况下,将产生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所以,如何根据我们这里的实际来执行中央的这一政策,值得我们大家很好地思考。请在座的各位谈一下你们的看法。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古城会议上,就有人视袁文才、王佐为土匪武装,主张武力解决。是毛泽东以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据理说服了他们,从而对袁文才、王佐采取了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 眼下,龙超清却又一次跳了出来,杀气腾腾地说道:我认为中央对土匪的政策非常正确。类似袁文才、王佐这种人,虽然在创建和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土匪本性难改,经常 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为所欲为。杀掉袁文才、王佐,现在看来完全 符合中央的政策规定。

  

的确,龙超清的话,反映了他与袁文才、王佐之间深刻的矛盾。 此刻,他想一箭双雕,即借“刀”杀掉袁、王,又借用中央的精神来压毛泽东。因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对袁、王一贯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他们早就为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之间亲密的个人感情而心生嫉妒。

  

时任中共永新县委副书记的王怀,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支持、附和龙超清的意见,他说:“对土匪的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这项政策, 想必不是无病呻吟、闭门造车、凭空制定的,它是由许多革命同志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为了避免对革命事业带来危害,我赞成尽早按照中央的政策执行。”

 

 这些话会从王怀的嘴里吐出来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因与会人员大多知道,早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王怀所在的永新党组织被反动势力监禁在大牢,形势非常危急,是袁文才、王佐率部冒死把他们从狱中解救出来。为保存革命力量和他们的人身安全,随后把包括王怀在内的一干人马带到茅坪避难。袁文才对王怀可以说是舍身相救、 仁至义尽。可如今怎会反目成仇、恩将仇报呢?

 

 彭德怀虽未表态,但对龙超清和王怀的发言颔首称是,似乎表示赞同。

 

 紧张而严肃的会场气氛,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在不停地吸烟,紧张地思考。自从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虽然经常率部在宁冈周边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和群众工作,实际住在宁冈茅坪的时间不算很多,但对宁冈县的土、客籍矛盾以及带来县委班子不团结的问题早有洞察。对“六大”决议案的这一规定,他一方面暂不让袁、王知 道,一方面又耐心细致地做当地领导人的工作,使大家能够统一思想认识。这次召开小范围会议,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可刚才龙超清和王怀咄咄逼人之势,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龙超清、王怀这种背离实际的言论,毛泽东不能容忍它继续蔓延下去,他用力地摆动夹着纸烟的大手,坚毅而镇静地说道: “凡事都要作具体分析,对袁、王也要作具体分析。袁、王过去是绿林出身,吊过’羊’,做过山大王,但后来成了农民自卫军,专与土豪劣绅作对,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正副团长了。试问,他们还能与'土匪' 相提并论吗?这是其一。其二,袁文才大革命时就入了党,是经过枪林弹雨和艰苦环境考验的一名共产党员,对这样的共产党员,我们能杀吗?不能杀!王佐原来虽然不是党员,但过去也是跟土豪劣绅斗,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事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王佐也不能杀!其三,我们工农革命军之所以能够安家茅坪,立足井冈, 发展壮大,这与袁、王对我们的帮助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切不可以忘恩负义!其四,'六大’决议案是中央制定的,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执行,否则,可能就不是维护党和革命利益,而是给党和革命利益带来严重危害。总之,袁文才、王佐都是共产党员,都是红军领导人,哪一个都不能杀! ”

  

毛泽东入情入理、丝丝相扣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

朱德首先站了起来说道:“润之的意见是对的,土匪的称呼那是土豪劣绅的叫法,我们不要把不是土匪的袁、王硬是当作土匪去对待。在对人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慎重,要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再说,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人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这是一条古训。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弟兄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如果把袁、王杀 了,我们将失信于民、不得人心! ”陈毅快人快语、直言不讳。

 

 素与袁文才交情深厚的宛希先态度鲜明:“我当然不同意杀。凡 事要以理服人,像袁、王这样的人都要杀掉,那我们的党还能容纳什么样的人呢?毛委员讲得很好,我们这支革命队伍,能够在这里安营扎寨,休养生息,渡过难关,靠的是袁、王的全力帮助。人不可不讲良心,杀了袁、王,我们的良心等于被狗吃了”。

 

 谭震林则从战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陈毅的观点:“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

紧接着,陈正人、刘真等纷纷表态:“袁、王不能杀! ”“杀了袁、 王,会引来后院起火! ”

  

由于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极力维护和正确引导,制止了边界特委一班人想杀害袁、王的错误主张。为调解矛盾,会议决定把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并随红四军主力下山。与此同时,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为使边界特委与王佐部队消除隔阂,携起手来共御强敌,毛泽东特意将自己一贯器重赏识的党务工作者、人称“宛麻子“的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然而,柏路会议只是使尖锐的土、客籍矛盾有所遏止,“杀戮风波”也只是得到暂时平息,其宿怨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六大”决议案这把“尚方宝剑”,仍被湘赣边界特委一些人所利用,在袁、王的头上盘旋飞舞。于是,才有“必须坚决解决袁、王”之决定的遂川于田会议,并最终酿成红军将领最早被错杀的历史悲剧。

 

 其次,严重的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转化成为边界特委主要 负责人与袁、王之间的严重对立,是造成袁、王被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客家人乃北方汉人南迁“移民”中的一支,在漫长的岁月里,颠沛流离,箪路蓝缕,拓荒创业,历尽艰辛,从而形成了一个有着数千万子民的民系。宋朝曾把居住在南方的居民分为“土籍”和“客籍”, “土籍”指先入为主、已经定居南方的“土著”,而“客籍”就是指这些 南迁的汉人。“客籍”与“客家”其意完全相同。客家人的祖居地为黄河中游、洛水流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带。由于中国历史上王权变更、农民起义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原因,引发了客家先民五次大迁徙。致使客家人遍布广东、江西、福建等九个省(区)的二百多个县(市),人口达五千八百多万。尤以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和福建西部最为集中。

 

 据考,宁冈的客家人最早是在明朝洪武年间(一三六八年至一 三九八年)由永新南塘迁入今大陇乡寨下建村。明末,闽、粤、湘等省有更多的客家人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辗转迁徙来到县内大陇、茅坪等乡的山区,垦种谋生,搭棚而居,俗称“棚民”。自清初以后,闽、 粤等地客家人则由“棚户”而逐渐在县内定居下来。宁冈客家人较集中地居住在地处山区的茅坪、大陇、葛田、睦村、东上、柏路等六个乡,建村有四百余个,这些乡的客家人各约占该乡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有的可达百分之九十;另有少数分散居住在地势较平坦的龙市、古城、新城、白石等地。

  

在宁冈,土籍的本地人与数百年前迁徙而来的客籍人,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和利益冲突,历史上积怨极深,时有纷争、械斗发生。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客籍人均居住在田地少且贫瘠的山沟里,即使这样,仍然还要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他们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强迫客籍山民交纳地租;而且在征收田赋、捐款派款、抽丁抓夫等方面,对客籍人尤其苛刻。由于这种盘剥,使本来可耕地就 少、自然条件又差的客籍人生活更加贫困。年深月久,使得这种矛 盾不断加深、激化,最后变得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在湘籁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都县、茶陵等地,都存在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大革命前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突出表现在以龙超清为首的土籍同以袁文才为首的客籍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在捉拿土豪、土 地革命、红色政权人事任命等方面,都存在分歧与争议。

 

 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推翻了国民党宁冈县政权,成立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其下属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土籍人。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是龙超清的嫡亲姐夫。这种宗族裙带关系,对工作对群众都有很多不利的影响。而以袁文才为团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大部分又是客籍人。由此形成“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

 

 对于纠缠不清的土、客籍矛盾,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外地干部与宁冈各地干部进行交流;军队干部与地方领导搭配使用;有时甚至也只好采取一些折衷的办法。然终因根深蒂固、积弊难返,无法根本消除。一九二八年二 月,宁冈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政府主席一职的任用上,两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毛泽东只好提议由两籍人士轮流担任,任期为三个月,矛盾总算暂时平息。不料,在实施过程中,又横生枝节。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时的第一任主席是土籍人文根宗,任期满后,客籍人便推 举乔林的甘金皇任主席。县委则以他“文化低、能力差”为由,使他屁股还未坐热便被撤换,差点激起客籍人的民变。袁文才对此做法也忿忿不平。最终他为平衡土客籍关系,借重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身份,让客籍的谢桂标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龙超清虽心存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一九二八年三月初,湖南特委派周鲁来到龙市,指责边界“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任师长。工农革命军应湖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结果导致“三月失败”,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土豪劣绅也趁机卷土重来,对边界各类革命组织进行疯狂的报复。谢述庭、唐品轩、唐振峰、肖少阶、龙清标、尹文华等土豪劣绅经常聚集在新城巽峰书院密谈进剿红军之事。袁文才一怒之下,令其部队将这个土籍人供子弟读书的最大书院烧毁,土籍人为此大为恼火。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宁冈与周边几个县一样,在湘籁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深入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使长期受穷、视 土地为生命的农民,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土地。但随之而来的土、客籍矛盾又出现了,因宁冈的好田好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土豪手里,而这些土豪大都又是土籍人。当时,县农民协会对八个逃离在外的土豪下了捉拿通牒,其中谢述庭、唐品轩、唐振峰、肖少阶、龙清标、谢水光等六个均为土籍人。只有黄星三、黄沦涵两人是客籍人。对此,与土籍领导人有某些裙带关系的土籍土豪从中进行挑拨,认为打土豪让土籍人吃了亏,致使一些土籍干部受到影响,甚至提出重新分田, 以满足某些土豪企图把好田从客籍人手中夺回去的要求。但此事遭到客籍领袖袁文才和谢桂标等人的坚决抵制。

  

最让龙超清气愤的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发生在柏路长富桥杨家祠解枪之事。三月上旬的一天,袁文才、龙超清等宁冈县领导人在柏路长富桥杨家祠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袁、王随毛泽东出征湘南后根据地的留守工作任务。会上龙超清等当面指责袁文才不应该将新城巽峰书院烧毁。此事不提则已,一提更激起袁文才一腔怒火。因在土客籍问题上,袁文才与龙超清本无大的过节,就是因为这些曾被袁文才“吊过羊”深怀仇恨的土籍土豪劣绅经常挑拨于前,窜唆于旁, 致使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今天龙超清竟然公开站在这些土籍土豪的一边来指责他,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一气之下,袁文才当众解了龙超清随身佩带的手枪,并说:“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又不要上火线,不需要枪。”对此,龙超清极为恼火并一直怀恨在心。

 

 老实说,袁文才与龙超清之间曾有过一段默契的合作。从接受政府“招安”到保卫团成立,从率部起义到夺取宁冈县政权,从加入共产党到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与龙超清彼此信任,配合默契。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推移,龙超清认为袁文才刚愎自用、目空一切,而袁文才则对龙超清那种工于心计、缺乏坦诚的性格和为人极为不满。尤其是在处理土客籍关系方面,双方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驱使,互不让步,始终难以超脱,致使矛盾不断升 级,关系不断恶化。

  

破船遇风,漏屋遭雨。就在袁文才与龙超清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又一事件,把本已势不两立、形同冰炭的土客籍矛盾推向更深的层次。

 

 刘真,于一九O二年生于江西永新县株塘村,一九二八年二月 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在五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常委。刘真的爱人龙庆衡是永新县大豪绅、靖卫团头子龙庆楼的妹妹。龙庆楼的靖卫团拥有一百六十支枪,经常配合国民党军向红军的营地九陇山“进剿”。

 

 一九二九年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井冈山根据地在国民党 “三光”政策之下,到处是一片废墟和荒凉,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为刘真娶龙庆衡为妻之事,当地一些豪绅放出风声:“这是龙庆楼向共产党施的美人计。”这话传到了时任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宛希先的耳朵里。就在这时,又有人向宛希先进言:“龙庆衡不是好人,他们是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进共产党内部搞破坏活动。”宛希先对此信以为真。一次,特委通知刘真开会,刘真没来,性格急躁的宛希先以为龙庆楼的“美人计”得逞了,于是,立即派人将龙庆衡抓了起来。龙庆衡毕业于永新女校,年轻漂亮,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宛希先听不进龙庆衡的申辩,在没弄清刘真没及时到会的真实原因的情况下,便下令错误地将龙庆衡杀害了。随后不久,刘真受特委派遣去南昌参加党的会议,归途中不幸在吉安落入敌人的魔掌,同年九月被害于南昌下沙窝。这时,敌人借机造谣,说刘真是被龙庆楼所害,龙庆楼是为了给被杀死的妹妹龙庆衡报仇。而这一切又都源于宛希先不该处死刘真之妻。

  

祸起萧墙。永新县委朱昌偕、王怀立即拿宛希先兴师问罪。他们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将宛希先逮捕入狱,在狱中又遭到王怀等人用铁丝穿脚筋的残酷折磨。一九二九年冬,宛希先在永新大湾惨遭杀害,年仅二十三岁。

  

其实,朱昌偕、王怀等人早在一九二九年初的“柏路会议”时,就对宛希先记恨在心,因他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反对杀戮袁、王。这与他们的主张格格不入。另外,宛希先与袁文才又是至交,而袁文才在他们的眼中近乎于“十恶不赦”的“坏人”,这就使得他们视宛希先为袁、王在特委中的支柱而加以仇视。再则,刘真被害,他们完全归罪于宛希先这个外乡人。而作为刘真同乡的朱昌偕、 王怀,他们根本不可能跳出地方主义的圈子。

  

对于宛希先来说,他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复杂环境和险恶处境,但他忠于革命,忠于职守,胸怀大局,潜心于革命事业。他没有利用手中掌管的茶陵特区委和茶陵游击队来与永新、宁冈县委相抗 争,也没有去笼络和利用袁文才、王佐的客籍一派来保护自己。这就决定了他这个外乡人难逃党内土籍派人士戕害的命运。

 

 可惜宛希先一生投身革命,早年就读黄埔军校,大革命时期入了党,二十岁参加北伐,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在战场上倒下,而是被无情地卷入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的漩涡,直至淹没。

 

 袁文才听说宛希先被害的消息,震怒不已,想起往日的交情,眼 眶中不禁闪出片片泪花。为此,他大骂永新县委的朱昌偕和王怀不是东西。

 

 这事传到当时特委主要负责人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的耳 里,使得双方矛盾不断加剧,最后发展成为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朱昌偕、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

 

 为打击以袁文才、王佐为首的客籍势力,他们不顾一切,只要有机会,就向上反映袁、王“问题”,罗列袁、王“罪状”。下列《报告》,可 谓是“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一九二九年二月,在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开敏到上海所作的书面报告中就认为:“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袁王二人相比,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尤不接受批评的,为边界'特殊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杨开敏在《报告》中还认为:“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 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且一冲突起来,工作更加不好做作。”因此,杨开敏在《报告》中提出:“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 ”

 

 此刻,正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出击赣南的袁文才,做梦都想不到,在他为革命冲锋陷阵之时,边界特委竟朝他的背后捅刀子。同时可见,杨开敏所反映的意见,只是代表边界特委少数人,而柏路会议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提出的正确主张,他们不仅没有接受,而且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一九二九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 中也认为:王佐部队,“士兵成分纯是王佐的老弟兄”,袁文才部队, “士兵成分完全是老袁的老弟兄”,“所以我们插足不进”。因此,邓乾元在《报告》中提出:“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

  

《报告》还大谬不然地讲到:“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 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其言真可谓是危言耸听、神乎其神。似乎不立即解决袁、王二人,革命事业将大祸临头、毁于一旦。

 

 上述《报告》显而易见,边界特委受党的“左”倾影响,一直把袁文才、王佐当成土匪,把他们及其部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加以扩大化并视为敌我矛盾。而且边界特委一些人早就对袁、王深恶痛绝,恨不得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这些情况接二连三地反映到中央,于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中 央特派员彭清泉专门来到湘赣边“来解决袁、王问题”。袁文才对这位中央大员若明若暗的态度以及诡秘难测的言行举止,似乎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彭清泉到来之后,连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给袁文才,更不用说主动深入实际调查了解情况。既然这样,袁文才也就心灰意冷了。他想,尽管你彭清泉是中央巡视员,你要摆出那副架势你就摆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犯不上求菩萨般地来求你。袁文才傲慢的性格,使他根本不想主动去接近彭清泉,但内心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踏实感。

  

朱昌偕、龙超清、王怀等人不仅向上级党组织再三谎报袁、王情 况,而且还多次向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诬告袁、王。使本来对袁、王并不怎么了解的彭德怀对杀戮袁、王一直坚持错误的主张。

 

 据史料记载,柏路会议上彭德怀是主张杀袁、王的。其时,他来到井冈山不过才二十来天时间,对袁、王根本谈不上了解,但他对龙超清、王怀主张杀袁文才、王佐的错误意见颔首称是,表示赞同。一 九三O年一月十八日在遂川于田召开的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 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作出了 “必须坚决解决袁、王”的决定,彭德怀等红五军领导也参与了这个决定。特别是二月二十三日,彭德怀接到彭清泉和特委来信,又当面听了朱昌偕、王怀的诬告后,对于是把袁、王立即杀掉,还是关起来审查,其意见是举足轻重的。然而, 彭德怀作为当时红五军军委领导人,不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部的复杂情况,揆情度理,偏听轻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实之词,草率出兵弹压,这也是酿成袁、王被杀的一大原因。为此,彭德怀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在此问题上犯了偏听轻信的错误。可是,已经酿成的恶果,又岂能弥补和挽回?

 

 再次,“罗克绍事件”,是造成袁、王被杀的直接导火索。

 

 一九三O年一月十八日的遂川于田会议,作出了“必须坚决解决袁、王”的错误决定。而此后不久发生的“罗克绍事件”,对于袁、王被害,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湘赣边界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井冈山、九陇山被国民党湘、 赣两省“会剿”军攻破占领,革命处于低潮。因山区天气奇寒,给养困难,国民党湘军吴尚部在大小五井和九陇山区进行一番疯狂摧残之 后,从山中撤出,驻防到鄢县、茶陵、攸县一带,其指挥中心设在茶陵。为强化地方反共武装,湘赣剿匪总指挥部饬令鄢县、茶陵、宁冈成立三县联防指挥部,由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罗克绍(又名罗绍 华)出任三县联防总指挥。

  

一九三O年春节刚过,袁文才就带领部队到宁冈新城整训。自从接手县赤卫大队长一职后,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和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又努力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 和作战能力。

  

一天,茶陵新编游击队队长吴光涛忽然来到宁冈新城向袁文才 报告,说罗克绍最近几日住在离茶陵江口只有两华里远的蕉坪他妹头家。听到这一消息,袁文才兴奋不已。自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后,袁文才深深感到边界武装力量势单力薄,不足以与敌人对峙抗衡。而要发展壮大实力,必须弄到更多的枪支。他一直在为这个难题而苦恼。为此,他打听到罗克绍在茶陵江口开办了一个兵工厂,每 天可以造出一支枪和数十发子弹。他认为这下正好机会来了,决意要活捉罗克绍,并把他的兵工厂搞过来。此外,弄得袁文才伤透脑筋的土、客籍矛盾也促使他想实实在在地做出一点成绩来,借此以扩大部队的政治影响,使湘赣边界特委这些人不敢小瞧他袁文才,也拿他的部队没有办法。

  

为稳妥起见,袁文才事先派出自己的得力部下陈慕平、谢桂标 乔装打扮成算命先生和江湖郎中,到江口探听情况和实地侦察。同 时,他约来王佐,对这次军事行动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

  

二月十一日凌晨,当洁白的晨霜铺满大地、残月还挂在天边的时候,袁文才早早就起了床。多年来的军旅生涯,使他养成了早起的习惯,特别是有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一觉醒来,他就再也难以入眠。他要对即将实施的行动计划进行一次“过滤”,以防止出现差错和漏洞。早饭过后,袁文才、王佐率领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新城出发,部队沿排头、过苍冲、出大仓、经龙市,到东上的虎爪坪吃晚饭。这时,袁文才集合部队讲话,他说:“对于枪,我们历来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为它是我们革命的本钱。我们这支部队要发展壮大,没有枪就等于纸上谈兵。今天的行动,就是为了搞枪。据 我们所了解掌握的情况,罗克绍在茶陵江口有一个三十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出一支七九驳壳枪和数十发子弹,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袁文才的一席话,像是一支兴奋剂,使大家高兴得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他们对枪的渴望,远甚于他们对物资生活的需求。


傍晚时分,部队兵分三路向江口进发。袁文才要求部队一路上不要点火,不要讲话。他和王佐带领的两路人马,从虎爪坪经社背、 龟边、狮子刑,到瑞口分路。然后,袁率部穿过大排里到江口,占领通往宁冈的东面高山。王佐则率部沿河直下,向西面迂回包抄,两老庚共同负责收缴造枪设备和抓获枪工。周桂春则带第二中队占领蕉坪的南面,负责捉拿罗克绍,同时截断枫坪来路,防止国民党军增援。

 

 江口位于茶陵县城的东南面,它的东面紧靠江西宁冈。江口是 个有百把户人家的小坪镇,只有一条小街。在它正东面约两华里路有一个小村庄,这就是蕉坪。站在江口的高处,整个蕉坪可尽收眼 底。蕉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村子中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河的两边建有民房。罗克绍的妹妇家里较富裕,住在河的北面靠东头的 一栋青砖碧瓦大屋。

 

 清晨五点多钟,天刚见亮,埋伏在江口东面山上的袁文才与迂回穿插到江口西面的王佐同时向目标发起进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兵工厂压了过去。罗克绍只用了一个排的兵力负责兵工厂 的防卫,当哨兵发现情况时,立即叫醒还在睡梦中的士兵,仓促地组织抵抗。袁文才当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王佐迅速带领部队接近目 标。敌人眼见兵力悬殊,势头不对,调转枪口钻进了后山。袁文才将 一个连留下担任兵工厂外围的警戒,其余人员由袁文才、王佐带领 径直冲进兵工厂里面。收缴了所有设备,抓获枪工十八名。

  

这边周桂春带领的第二中队听到江口的枪声后,立即指挥部队涉水过河,将罗克绍妹妇的房子包围起来。此刻,罗克绍刚从床上爬起来,里面穿着一件葡萄呢马褂,外面披着一件中山装,还没顾得上 扣扣子,头上戴着一顶土产白布染成的黄大盖帽,手持短枪,急促地 朝大门冲出。这时守候在门口的王金标和刘汉生大声喝道:“不许动! ”罗克绍惊慌地一边朝门口沙坝方向奔跑,一边朝王金标和刘汉 生开枪,但没打响。刘汉生把步枪一扔,立即朝高大粗壮的罗克绍扑 了过去,双手卡住他的颈脖子,王金标立刻解下脚上的绑带把罗克 绍的双手反绑起来。尔后,对整栋房子进行搜查,搜出两支新枪,捉 到一个勤务兵。其妹妇则早已从后门逃走。

 

战斗速战速决,一切都在预料和计划之中。唯感遗憾的是,有将近一半的枪工未抓到。尽管如此,袁文才仍然感到高兴和满意,因他手中现在还有一张王牌一罗克绍,只要这个人在他手里,他就不 愁另一半枪工不乖乖地来宁冈,乖乖地帮他造枪。

 

 袁文才、王佐满怀胜利的喜悦,带领部队,押着俘虏,挑着收缴的造枪设备凯旋而归。

 

 一路上,袁文才在思考着如何利用这些设备尽快制造一批枪支出来,他在盘算着今年剩下的十个多月,最少也要造出二百支枪,然 后将这批武器装备到部队,他和王佐的军事实力将得到大大增强。 而眼下,他还要很好地利用这个罗克绍。平心而论,他与边界所有的军民一样,恨不得将这个作恶多端、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挨户团团总千刀万刚。但理智告诉他,这样做将完全失去这次军事行动的真实意义,更是一种短见。他要先“礼”后“兵”,要力争使罗克绍充当他 袁文才手中的一枚“棋子”。

  

部队回到新城驻地已是半夜时分。袁文才亲自给罗克绍松了 绑,并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他。第二天,袁文才还邀罗克绍打麻 将,为缓和气氛,袁文才边打麻将边和罗克绍聊天。

  

此事引起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等人的强烈不满,因宁冈县委土 籍革命派一致提出要杀掉罗克绍,而袁文才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解 释说:“要杀他很容易,但我们怎么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怎么造枪?再说,罗克绍已造好的六百支枪又怎么弄出来? ”于是,袁文才不顾谢希安等土籍革命派的意见,按照他与王佐事先商定的办法,先把罗克绍关押起来,把兵工厂从新城迁至九保。

  

然而,一直与朱昌偕、谢希安等人较着劲的袁文才,他认为这次军事行动完全是出于公心,是出于对加强边界武装力量的考虑,加之心不服、气不顺,所以,事前自然也就不愿意跟特委通气,而事后又未能按照谢希安等人的要求行事。为此,谢希安等便故意借机造势,立即上告特委,硬说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绍”,要投敌叛变。彭清泉和边界特委一帮人得此报告后,对事情未作任何调查、核实和分析,便立即作出解决袁、王的具体部署。于是,正式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身为宁冈县委书记的谢希安,何以会提出“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绍,投敌叛变”之谬论?确实令人费解!稍有一点知识和分析判断能力的人应该懂得,袁文才、王佐带领部队端掉罗克绍的兵工厂,并把罗克绍捉押到宁冈。难道有采用这种方式“勾结”和“投敌叛变”的吗? 这显然是一种荒谬透顶的逻辑,分明是以此作为借口,有意对袁文才、王佐进行诬陷。因代表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代表土籍的朱昌偕、 王怀、龙超清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而谢希安与龙超清则又是同为土籍的至交朋友,所以谢希安不顾党和革命利益遭受危害和损失的后果,为土籍的利益和朋友义气而同仇敌忤、两肋插刀,实 属“正常”现象。

 

 作为中央巡视员的彭清泉,位高权重,身居要职。然而,工作方 法却如此简单,处理问题又那么武断。


彭清泉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湘赣两省红军部队传达“六大”文件和处理袁、王问题的,他于一九二九年底到达井冈山。一九三O年一月十八日主持召开了遂川于田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由于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 “必须坚决解决袁、王”这样的错误决议。如果说党的“六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对于袁、王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信号的话,那么遂川于田会议的决议,可以 说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灾难——杀掉袁、王,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古人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假如彭清泉能够多一点调查研究,少一点官僚主义;多一点务实精神,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民主作风,少一点主观主义。亲自找袁文才、王佐了解些情况,多做一 些思想教育和化解工作,也许事情就会发生转机,袁、王蒙冤被杀悲剧也许就能够避免。然而,深受党内“左”倾影响的彭清泉,加上他在思想认识及处理实际问题时的严重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这就无疑要对革命事业带来唇亡齿寒和“鹳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惨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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