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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灭的光辉

2024-01-26
26 2024-01

15:52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光似白云仓促掠过,来到了 21世纪,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游人如织的井冈山,袁文才——这个充满吸力的字眼,这个亮若璀璨的辰星,闪耀着熠熠光彩的名字,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让许多游人不由自主地把袁文才与毛泽东、与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系起来。许多人都说:没有袁文才,毛泽东就进不了井冈山,就没有中国红军借以安身渡过难关的井冈山根据地,中国红军何去何从还是一个谜,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这一说法,也许有些夸大。然而,袁文才超凡脱俗的眼 光,敢于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和英雄胆魄,以及他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卓越的历史贡献,是令人敬佩和不可磨灭的。

  

伟大的井冈山人民以及从这块红土地走出去的许多革命前辈, 不无惋惜地感叹袁文才的英年早逝、大业未竟。

 

 袁文才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他的人生虽然短暂, 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灿烂的一生。

 

 谭震林,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先后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茶陵县委书记,并在袁文才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期间,担任政府土地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和江苏省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在《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一文中指出:“没有他们两个人(指袁文才、王佐)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 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

 

 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先后担任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前委秘书、 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的江华,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江华曾三次上井冈山,最后一次已九十高龄,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进博物馆参观。这位革命老前辈,与井冈山这块红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逝世之后,其儿女按照他的生前嘱咐,将他和夫人吴仲廉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宁冈茅坪村的后龙岗 上,仅用两块花岗石分别刻下他与夫人吴仲廉的名字。这种对井冈山一片赤诚至爱的感情和高尚品德,深得井冈山人民的敬佩和称赞。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一文中讲到:“杀袁文才、王佐是不对的。没有袁、王,井冈山根据地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这两个人是有功劳的。”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袁文才部先后担任二连、四连党代表的宋任穷,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中 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宋任穷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我听说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感到十分痛惜。”“袁文才、王佐经历了许多次战斗,作战勇敢,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他们虽有缺点错误,但不坚持错误,仍不失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我们永远怀念这两位对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

  

陈伯钧在《井冈烽火岁月》一文中还讲到:“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依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革命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生存,在井冈山一年多度过了革命难关。”“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要足够估计他们的作用。”

 

 井冈山斗争时期为红军军官教导队区队长的张令彬,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井冈山斗争的回忆》一文中讲到:“三湾改编以后,部队要到井冈山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井冈山上有两位绿林首领即袁文 才、王佐,他们各有枪六七十条,要上井冈山首先要与他们搞好关 系,否则上山不但要付出代价,而且根据地的建设就更困难了。”“所以建设井冈山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有一份功劳的。”

 

 张国华在《回忆袁文才和王佐》一文中还讲到:“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上站住脚,除附近各县党组织的作用外,与袁文才、王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如果他们继续其绿林生活,红军要在那井冈山站住脚是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后来把他们两人杀了,山上的革命斗争就停止了……这就更证明他们有作用。” 

  

“三湾改编”时增补为前委委员,后来在袁文才、王佐部队担任一连党代表的熊寿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他在一九六三年的时候讲到:“记得主席讲过:袁文才对革命是有帮助的,三湾改编后的工兵革命军两营人,没有袁文才答应,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就像红军到延安,跟刘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样。”

  

这些革命前辈们对袁文才、王佐的中允评价和对历史的精辟见 解,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

  

首先,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一支有一定社会基础、深得群众拥护的农民武装,这支武装虽然人枪不多,但代表了群众百姓的利益, 又凭借井冈山险要的有利地形,遂成为一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武装力量。

 

其次,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军心动摇, 人心涣散。到“三湾改编”时,原五千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七八百人,其中还有大量的伤病员,加上缺医少药,生活异常艰苦,已经到了 “没有办法坚持革命斗争,无法生存”的艰难地步,革命完全处于低潮时期。

 

 再次,当革命处在这一重重危急关头,袁文才深明大义,洞开山门,把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迎上了井冈山,使工农革命军摆脱了困境,“渡过了革命难关”,以至才有后来的朱、毛会师以及红四军与红五军的会师。从此,毛泽东领导的这支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没有袁文才、王佐,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中,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是有功劳的”, 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要足够估计他们的作用”。

  

革命前辈们的一言一语,反映了他们尊重历史、忠于史实、客观 公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体现了他们在过去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培养起来的那种真挚感情。同时,也表明了袁文才、王佐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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