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赤子心

80年前，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儿女遍布五大洲，而南洋的华侨就有800多万，是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团结南洋800多万华侨，建立起救亡助战的组织——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助战。一批又一批的华侨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离别亲人，放弃海外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 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同敌人浴血奋战。

追逐理想的白刃

1918年10月，白刃生于今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一个小商人家庭，8岁时开始读私塾。1932年冬天，年仅14岁的白刃从厦门乘英国轮船去菲律宾谋生，在马尼拉半工半读， 幸运地碰到董冰如先生（原名董锄平，1921年中共，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在董老师的影响下，白刃参加《救亡月刊》的编辑并推销进步报纸《救国时报》。每期《救国时报》来了，白刃都贪婪地阅读，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从外电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伪化了冀东，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廊坊进行军事演习，践踏祖国的土地，摧毁农民的庄稼。译电讯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义愤填膳，恨不得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1937年，白刃听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转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 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种子在白刃的心中萌芽。

一个偶然的机会，叔父响应宋子文的号召要在海南岛组 织一个民生公司，让白刃当粤语翻译，旅费由公司负担。正愁没有回国的旅费，白刃便高兴地答应了。1937年3月初，学期考试完毕，白刃乘船离开马尼拉到达香港又去海口。当时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最远的就是从东南亚出发，比如马来西亚、 菲律宾，大都是先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然后通过越南进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白刃在海南岛耽搁了两个月，5月间， 经香港乘船到厦门、上海，再转乘火车到了南京。在南京一个月，离开钞票寸步难行，每天都能看到从北方逃来的难民，南京居民也惴惴不安。白刃每天注意看报纸，读着北方的战况， 希望能找个机会去陕北。8月，因为听说南京要打仗，白刃和同学离开南京到上海。“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白刃不得不回到厦门，并考上了集美初中三年级。开学不久，一位同学收到了一本《群众》杂志，其中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 还登着招生简章。白刃读过后，决定初中毕业后，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但“福建禁止壮丁出境，我当时19岁，正是被禁之列。形势不容久留，又不好明言，我只告诉父亲要去汉口找老师，对其余的人说要回南洋。”历尽周折，白刃乘船到汕头到香港再到广州，9月下旬，他和同学到广州东山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张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立刻到汉口向西安进发。到西安后，他们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等候编队，接待人员告诉他们，从西安到延安，没有汽车，要徒步行军，尽量轻装。

从西安到延安，徒步八百里，是白刃未进抗大先上的第一课。编队那天上午，八路军办事处发给每人一套灰色的棉军衣，一顶带护耳的棉帽，一个八路军学兵队的符号，一个青天白日帽徽。他们这队学兵30多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大家来自祖国各地，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心情一样：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准备和日寇血战到底！下午出发，队伍向城外开拔， 踏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救亡歌曲，一个个劲头十足。

西北是大陆性气候，早晚凉爽，午后燥热。出了西安古城，人人汗流泱背，个个喘着粗气。队伍开始乱了套，好在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奋勇前进。一天，队伍走到耀县，遇上了麻烦，两个国民D哨兵宣布要检查，他们从白刃的行李中翻出一本《去西班牙》，认为是宣传赤化的危险书，就把白刃带到县政府盘问：

“’你是共产D吧？’

“’我是个爱祖国的华侨青年。’

“’你不是共产D，为什么非到延安去？’

“’蒋委员长说过，抗战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现在是国共合作，我愿意去延安，你们不应阻拦！’

“’不是阻拦，是忠告！延安很苦，连小米饭都吃不饱，你们华侨吃不了那样的苦。’

“’我回国抗战，决心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呢？’

“哨兵装出一副笑脸说：'钦佩，钦佩！精神可嘉！不过我还是劝你到中央军好，像你这样有志的青年，到中央军，一定大有作为。附近就有中央军，

“我也客气地说：’谢谢！半路开小差。’

“当时国共摩擦刚开始，看到我铁了心去延安，只好作罢。”

以后几天都很顺利，从耀县北行，经铜川，过宜君，到黄陵，进洛川，到公路的高处，心里激动万分，途行军胜利了！内心里呼喊着：’延安！我的母亲，远方的游子来到你的身你愿意去，我可以推荐。’ 我已经当了八路军的学兵，不能国民D还不敢那样放肆。那科长走了十几天，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我走眺望着沿河东岸的宝塔山、西岸的延安城墙，盼望一年多的目的地到达了！平生第一次长辛苦和汗水化为欢乐，止不住眼里闪着泪花，内心里呼喊着“延安!我的母亲，远方的游子来到你的身边了!

白刃一行5人到达延安之后，被分配到抗大第五大队。 他们在延安只住了十几天，马上随第五大队行军到了甘肃省庆阳镇，参加修建校舍的劳动。1938年12月，第五大队奉 命挺进敌后创办第一分校。他们又跟着行军，冒着严寒，再 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直到1939年2月抵达太行山区的长治、潞城一带，才停下脚步开始学习。这5名华侨青年，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又有了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在半年的行军、劳动中，磨炼得更加坚强，胜利地完成了进入抗大的第一课。

奔赴圣地的钟萍

钟萍，女，新加坡华侨，1938年到达延安，从抗大毕业 后，参加了海外工作团；1948年8月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 继续将魔爪伸向关内，猖狂侵犯冀东等地，野蛮蹂蹒当地的父老同胞。当年，钟萍在新加坡南华女子中学读书，在爱国华侨老师的启蒙下，她开始懂得了家国仇、民族恨。她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爱国募捐，支援祖国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震撼了海外华侨的心。“当时，我 和同学们都无心念书，一颗火热的心早已飞到烽烟弥漫的抗日 战场了。祖国在受难，同胞在流血，炎黄子孙岂能袖手旁观？走！回国抗战去！ ”但是，千里迢迢，障碍重重，烽烟滚滚，从新加坡到延安谈何容易！为了筹集回国的费用，一连几个月，钟萍白天上学，晚上到建筑工会教夜校，假日打零工，拼命积攒。为了瞒过家人,同学一次次掩护她把行装、钱物转移出来，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终于启程了，经过7天的海上颠簸，1938年1月10日，钟萍等3人登上香港码头初冬的香港，比新加坡冷得多，他们置办了冬衣，便进入广州。在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云广英同志接见了他们，帮助他们安排去延安的旅程。办好手续后，他们连夜乘火车北上武汉。在学习、等待中，度过了在武汉的时日。据钟萍回忆，最令他们痛心的是：在广州、武汉后方的国民D达官贵人、巨豪商贾却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街上，一方面是成群在寒风中冻得东倒西歪的难民、乞丐；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国民D的军官们，在歌厅、舞厅、赌场、餐馆进进出出、大吃大喝、狂舞滥赌，尽情作乐，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敌寇的炮弹爆炸，人民的痛苦呻吟，似乎同他们毫不相关。离开武汉到达西安已经是1月底了，越往西北走，越接近延安，天也越来越冷，但心却越来越热，心情越来越急迫。他们天天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催问去延安的日期。这一天终于等来了，钟萍他们搭乘汽车去延安，当延安的宝塔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们欢呼雀跃，把全车人的情绪都感染了。

延安的天格外晴朗，延安的空气特别清新，他们好像走进了一个新天地。钟萍被编入抗大二大队学习，她住进了窑洞，穿上了军装，吃上了延安的小米。那个时候，她觉得，自 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虽然，粗糙的小米饭、窝窝头比不上新加坡的’沙喙’（山茶）、’贵刁'（米粉），简陋的土窑洞比不上新加坡的洋房，单调的军装比不上新加坡的花裙……但对我来说，精神上的充实是在海外无法相比的。因为我明白， 我甘愿回国吃苦，为的是什么。”

钟萍说，八个月的抗大生活，她好像换了一个人。进延安的时候，她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华侨姑娘，而毕业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革命战士、共产了。当她在D旗下宣誓的时候， 深深感到事业的分量、肩上的重任，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回国抗战的谭岚

“快看哟，宝塔，宝塔山！”同伴中间有人高兴地喊叫起 来。啊！延安到了，谭岚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了。这是1938 年9月，谭岚当时是一个年仅16岁的华侨女学生，是由泰国曼谷取道香港归国，历经艰难曲折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

谭岚祖籍广东开平，在旧社会由于连年灾荒，农民难以度日，谭岚一家不得已出洋到泰国谋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奋起反抗，驱逐强虏。在海外的爱国华侨也纷纷回国参加抗日和在当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谭岚在曼谷中华中学读书时，结识了许多华侨进步老师和同学，在他们的启发影响下，参加了支援祖国抗战宣传和募捐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世界语老师邱及对一些积极要求回国参加革命的同学讲：“你们想回去救国，怎么救？我看要投奔到延安去。共产D领导红军已经长征到延安，延安是抗日救国的根据地。”于是，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谭岚和另一位同学瞒着各自的亲人，挤上了从曼谷开往香港的一艘货轮。海上漂泊和辗转周折几天之后，他们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联络处，由廖承志介绍取道广州到达了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同先期从湖南、上海、河北、河南等地来的青年学生进行了统一编队。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对他们讲：“你们初来乍到， 先不要随便上街，’八办'门口和外面很不安全，你们别看那些擦皮鞋的、摆烟摊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国民D的特务暗探，专门干绑架和逮捕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事，阻止你们去延安。所以，大家的行动要格外小心。”

谭岚跟随大家在一天晚上从“八办”出发踏上了北去的征途。开始几天，全是晚间行路，白天休息。因为从西安到铜川沿途布满了国民D的一道道关卡，听说以往已有不少青年在途中被扣留、鞭打或投进集中营。在经过三原、耀县时，他们没敢进城，从城外绕小路而行。过了耀县、铜川后，沿途都还比较顺当，敢在白天公开走了。上路两三天，谭岚脚上就起了好多血泡，疼痛难忍。在同伴们的热情关怀和鼓励下，她咬紧牙关坚持着。三四天过后，腿脚疼痛逐渐好了，爬山越岭也不觉得很累，遇到雨天泥泞路，摔一跤爬起来继续走。好在当时是夏天，轻装简行，到了宿营地，随便有个地方和衣而卧，歇一会儿又上路，并不感到太苦。当时大家都只有一个心愿：盼望着早一天到达延安。几乎每走一段路，都要找人打听：“到延安还有多远？”

西安、三原、铜川、宜君、洛川……交道塬、榆林桥、 三十里铺、杜甫川……一路不知翻了多少架山峁，穿过多少条河沟，经过多少村庄，绕过多少弯道，终于，眼前的道路豁然开朗起来，一片依山层层相接的窑洞出现了，金色的夕阳照耀着高高屹立在山巅上的古老宝塔。山下，一条清亮亮的溪流， 在眼前闪光，发出柔和的呼唤。啊！这就是我们翘首以盼的延安！看到宝塔山和延河水的那一刹那，谭岚禁不住热泪盈眶。 到达延安后的谭岚历任绥德警备司令部疗养所文化教员、延安留守兵团野战医院组织干事、第三八五旅司令部秘书、中原局川工委秘书、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处干事等职。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后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华侨约600人左右，他们在延安学习后，大部分自愿报名到前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工作；一部分则因工作需要回南洋工作；另一部分则留在延安，在中央机关或边区政府机关工作，或留在马列学院、D校、鲁迅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继续深造。据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1942年6月的会员登记表，当时留在延安中央机关、学校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归国华侨有220人，在延安以外各县工作的有60人。这280人中，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侨最多，越南次之。从成分看，学生和工人占多数；从文化水平看，中学程度占多数。

抗战期间，广大华侨青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毁家纾难，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牺牲奋斗。他们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牺牲、拼搏进取的精神，同延安精神一样，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