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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稿费

202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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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抗日战争期间的革命圣地延安,尽管外部有国民党搞摩擦,实行经济封锁,导致生活非常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凡经采用发表,不论铅印还是油印的,不论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第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 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 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釆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 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 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 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 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1937年5月10 0,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 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釆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 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 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 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它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它在“创刊号”的右报眼刊出“本报启”:“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 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1941年9月 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酬”的种类是多样化的,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现金稿费”是很微薄 的,如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 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岀版和发表,都有微薄的稿费。而在边区以外的刊物发表,稿酬则较为优厚。中央领导人大都把这些 “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著述颇丰,尽管许多作品作为党内文件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但还是有一些文章在国统区和延安的报刊发表,有一笔“不菲”的稿费收入, 但他从来不把稿费作为私产私用,始终保持两袖清风,对自己生活近乎刻薄,吃穿用十分节俭,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那么,他的稿费收入都作何用场?这些稿费或赞助文化教育事业、或作为“稿费”再奖励他人、或赈济灾民、或资助工 作人员……他的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钱财观。


这里仅以1939年前后毛泽东捐助稿费为例。


赞助文化事业。1938年7月4日,边区民众剧团在毛泽东 关心支持下正式成立。民众剧团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 “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 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周恩来、博古各赠100元,贺龙捐赠20元和一批战利品,陈云赠送一部小型电影机,柯仲平拿出自己的全部稿费作为活动基金。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和物, 锚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他们创作的《血泪仇》《穷人恨》等戏参加了边区文教大会,全团荣获特等模范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1939年11月,毛泽东又为留守兵团宣传部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


作为征文稿费奖励。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得到边区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 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资助文化教育事业。1939年3月,为筹建中国女子大学, 毛泽东捐助100元;1939年9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41年8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鼓励他们发展边区教育事业。


赈济灾民。1939年9月,陕北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 赤地千里,尽管此地为国民党辖区,但人民饱受灾害之苦, 毛泽东闻讯后,立即捐款1万元,还倡议边区捐献物资, 赈济灾民。


资助部属好友和乡亲们。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部属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 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朱德、任弼时等光临,毛泽东自愿做主婚人, 喜庆热闹,黄有凤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毛泽东还用自己的稿费资助乡亲们。1939年在杨家岭居住期间,邻居因无钱娶媳妇,毛泽东资助他定亲并结了婚。毛泽东的稿费还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1945年他在枣园书记处礼堂“设宴”为枣园乡24位60岁以上老人集体祝寿,并给每人赠送了一条毛巾。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影响带动下,延安的领导和知识分子中稿酬收入较多者,也都为公益事业主动捐款。至于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 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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