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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实践铸就红船精神丰碑二一条小船诞生一个大党

2024-01-22
22 2024-01

19:41

自从中共一大会址受监视以后,代表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召开,部分代表聚集在陈独秀寓所(李达夫妇住处)一起商量。当时考虑续会地点时设定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保证安全, 不能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二是交通要方便,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有人主张“还要冒险开下去”,到别国的租界或某个公园去开。李达提出来: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由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浙江籍人士较多,而且大多在杭州 生活过,所以有代表们首先想到了去杭州西湖开会。但这个提议被多数人否决了。理由是杭州属大城市,繁华热闹,军阀与外国势力控制严密,密探出没无常。另外,西湖是个很有名而且很美的旅游景点,游人太多,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一天不能往返。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她的家乡一嘉兴南湖继续召开。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人,早年她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嘉兴情况,也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即便出了问题,也能通过士绅帮助解决。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也不错,他赞同妻子的提议。 最后,李达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一大转移会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嘉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早在7000年前,市境就有先民就在 这片土地上渔猎耕作,繁衍生息,孕育了马家浜文化,成为中国江南文化的发源地。市境于秦代实行郡县制时建由拳、海盐两县,三国吴时由拳始名嘉兴。唐、五代境内大规模开发水土,穿凿农业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留下“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的美誉。南宋时为京师外围,繁荣兴盛。元明清一直是浙北重镇,为 “国家财赋之区”,以粮食丝绸集中产地蜚声中外。嘉兴由于地处沿海和运河沿岸,区位优越,商路畅通,因而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嘉兴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桑、棉、麻、烟草等广泛种植,以棉纺织和丝织为重点的农家副业和手工业空前发达,商业随之兴盛,带动了许多市镇的兴起,嘉兴也赢得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


离嘉兴火车站不远的南湖名胜,坐落于嘉兴城南,古代名滮湖、马场湖,近代雅称鸳鸯湖,有东西两湖,相连似鸳鸯交颈,故有“鸳鸯湖” 之雅称。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36-945年),吴越国王钱楼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镣任中吴节度使时,在湖畔筑宾舍以为“登眺之所”,才逐渐成为游览之区。北宋以后,湖畔陆续兴建园林有:潘师旦园、高氏圃、南湖草堂、列岫亭、水心亭、乐郊亭、勺园、颜家园、瓣香阁、秋水阁等。 宋代起,嘉兴南湖与杭州西湖、绍兴的东湖齐名,成为浙江的三大名湖。明代,嘉兴被誉为“江东一大都会”,南湖游览兴盛。嘉靖二十七 年(1548年),嘉兴知府赵瀛疏浚市河,将挖出的河泥填入湖中,成一 “厚五丈,广二十丈”的小岛,四面环水,俗称湖心岛。次年在岛上建烟雨楼,形成独特的景观。明清时期,每值清明、农历六月廿四“荷诞”、 “七夕”、中秋,湖上游人如织,烟雨楼前画船歌鼓日夜不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就有八次驻跸南湖。1905年和1907年,秋瑾两次来嘉兴进行革命活动,都是在西南湖放鹤洲岛上与褚辅成等革命志士共商大计。民国元年(1912)10月,孙中山曾来嘉兴宣传革命,并在南湖烟雨 楼假山前与各界人士合影留念。


嘉兴也是近代浙江辛亥革命的一片热土。清末民初,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嘉兴涌现了一大批反清、反封建专制的斗士,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使嘉兴成为浙江辛亥革命的前沿阵地。譬如,敖嘉熊、龚宝钰、王维忱、褚辅成、沈钧儒等人立志革命,他们有的留在嘉兴本地,有的辗转于日本、南洋和国内各地,鼓动宣传,开启民智,建立机关,壮大武装,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行民主政治而赴汤蹈火,鞠躬尽瘁,建立了不朽功勋。1902年,敖嘉熊在杭州与嘉兴王维忱、海宁破石蒋百里等组织“浙会”,研讨时政,主张革命。1904年建立温台处会馆。会馆名义上属同乡组织,实则是浙江革命党人秘密联络中枢, 是浙江第一个革命机关。1904年冬,龚宝钰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 等创立光复会,为光复会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褚辅成于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矢志革命,为同盟会浙江支部长,领导浙江辛亥革命。1909年吴江柳亚子等在苏州成立的南社,是历史江南文社的延续,嘉兴知识分子纷纷参与其中,沈钧儒即是其社员。南社抨击专制独裁,几乎成为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宣传部。1911年11月5日,褚辅成、吕公望、朱瑞等光复杭州,建立共和政制,褚辅成是这一行动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任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沈钧儒任都督府警察局长,次年加入同盟会。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二次革命爆发,褚辅成在浙江领衔对袁世凯提出弹劾,沈钧儒也从事了倒袁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嘉兴学生积极响应。他们罢课、示威游行,组织爱国团体、抵制日货、倡用国货。学生的爱国举动得到了广大嘉兴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爱国斗争很快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海宁民众宣布开除卖国贼陆宗舆乡籍,之后,又立碑三块,上书“卖国贼陆宗舆”字样,以示众人, 将嘉兴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6名成员中有七名浙江籍人士,他们是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统、沈泽民和沈玄庐,其中沈雁冰和沈泽民俩兄弟是嘉兴桐乡籍人士。1919年,王会悟是通过沈雁冰介绍才来到上海,走上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道路。次年,王会悟成长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 员。中共一大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王会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王会悟的积极建议和具体安排,从而最终促成中共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


嘉兴与上海地域相邻,处沪杭铁路中心位置,距离上海不过百余公里,乘沪杭铁路火车不超过三个小时,开完会议当天就可以来回,中共一大会议在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有明显地理交通优势。南湖风景秀丽,说大又不大、说小又不小,热闹中有幽静处,如果在南湖租一条游 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还是比较隐蔽、安全,可以避免“人多眼 杂”。嘉兴毕竟是个小县城,不会引起上层官僚和密探的注意,再则, 整个会议都由王会悟安排,安全也是可以放心的。


王会悟受命与部分代表提早一天到嘉兴,在城里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了两间客房,作为落脚地方,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其余代表们第二天乘从上海到嘉兴的早班火车,大约在上午10 点半左右到达嘉兴,此时,王会悟早已在车站迎候。在王会悟的带领下, 代表们先到南湖渡口一狮子汇,乘摆渡船到湖心岛,登上南湖名胜雨楼,似在观赏风光实则观察周围环境,然后才登上了事先租的游船。


为安全保密起见,王会悟特地让游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她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自己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按照事先确定的“以一日之长 开完大会”要求,会议从上午11点左右开始,约开了一小时的会议,与会代表在船上吃中饭。饭后,继续开会。下午5点左右,湖中共有五艘游船,并有一只小汽艇开过来,与会代表疑为警方巡逻,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将牌作掩护。后发现这只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艇,大家才放下心来,继续开会。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 “中国共产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主要内容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展宣传工作。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 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大会在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一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等口号中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虽然只有一天的会议,但完成了建党十分重要的议程。“红船,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红船精神的形成。 红船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规律的自觉认识, 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任务的自觉把握,对中国近代以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自觉担当。一条小船诞生一个大党,精神的力量非常重要。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伟大精神的激励,不可能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宣传党的创建历史,保护管理中共一大南湖会址,文化部拨专款在嘉兴成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并在南湖烟雨楼上陈列革命史料,包括仿制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纪念船,于1959年10月1日 起正式对外展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纪念船,这是一条单夹弄丝 网船,船身全长约16米,宽三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 中舱放一方桌,桌上摆设茶具,周围放着椅凳,前舱搭有凉棚,房舱设有床榻,后舱置有橱灶等物,船艄系一小拖梢船,为当时进城购物接人等所用。当地群众则把这条纪念船亲切地称之为“红船”。之后,红船就一直停泊在南湖烟雨楼前湖心岛东南岸边的水面上,向人们展示着当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生动历史场景,接受着人们的瞻仰。


如今,南湖红船早已成为广大群众心中向往的圣地,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瞻仰,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南湖红船逐渐成为党的诞生地的重要标识,这是历史沉淀的结果。正如习所指出:“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 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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