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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的教训-袁王之死

2018-08-03
03 2018-08

15:05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教训是沉痛、惨重的。当时,杀袁、王的“理由”主要是:(1)认定袁、王是“土匪首领”;(2)认为袁、王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这些罪名,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强加在袁、王头上的。毋庸讳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袁、王所部虽已编入为正规红军,但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纪律观念较差;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信仰组织;袁文才本已随军下山,但中途又私自离队,虽接受了组织处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犯组织原则的。然而,这些问题均是属于党内矛盾,完全可以用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去处理,决不能把已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袁、王当作“土匪”杀害。

    袁、王被错杀,是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上的一起冤案。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握着袁妻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tt>九九藏书网</tt>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袁、王二人在50年代就已平反,被追认为烈士。这是后话。

    从袁、王之死的悲剧中,人们可以引出一些教训:

    1.必须肃清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

    “左”倾错误是袁、王悲剧的根源。在我们党内,自八七会议以来,由于在反对右倾错误时,忽视了对已经滋长的“左”倾错误的批判,这就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错误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滋长,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亦被指责为“退却逃跑”,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职务。后来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存在“左”的错误倾向,才有了“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正是这个决议案的“左”倾政策条文,给边界特委提供了“尚方宝剑”,加上边界特委对袁、王的不正确结论,从而导致中央派出巡视员彭清泉来处理袁、王。这是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曾经说过:“‘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可怕”一幕。袁、王在井冈山干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搞掉了”。

    2.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应该承认,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终究属于党内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在袁、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正确原则,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当时是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处理这个事件的中央和边界特委领导人,在政治上并不是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成熟,他们带着偏见,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杀自己的同志,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捍卫了革命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有正确的政策,还要造就大批政策性强、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才能把握住革命事业的方向,将革命引向胜利。否则,就会造成历史的错误。

    3.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防止“轻听轻信”。

    当时红五军委和领导人受“六大”决议案的影响,不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缺乏审慎的调查研究,轻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实之词,出兵弹压,也是酿成袁、王悲剧的一大教训。

    如上评述,决不是深究什么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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