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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王佐永新罹难-袁王之死

2018-08-03
03 2018-08

15:05


    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即欣然率兵前往,傍晚到达永新城。其时,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也都来了,俨然一片编队攻打吉安的氛围。传闻袁、王部队编为红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特委已事先安排好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袁文才安排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如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却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彭清泉哑口无言,气愤地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文才说:“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王佐是个烈性子,见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斥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当晚,特委安排了采茶戏班子唱《刘海砍柴》。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武装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却引起了王佐的警惕。“王佐有警惕,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打自己人的?’”《刘克犹的回忆》,1978年8月24日,内部采访资料。袁文才哪里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于1929年12月间已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彭德怀在听了特委朱昌偕、王怀等人的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王佐曾与红五军一起到湘鄂赣边境游击过,表现不错,如今会反叛吗?他有些怀疑。但是,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眼下,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而且说得又这么严重,岂能不出兵呢?对此,后来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彭德怀还沉痛地说:“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也有责任,我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受命于2月23日晚急往永新,赶到永新城时已近24日拂晓。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新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听见枪声,即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

    尔后,袁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了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

    据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宁冈县16个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信》记述:袁、王被害时,袁、王旧部谢角铭、刘克犹等16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永新”,联名致信彭德怀转特委、军委和各党部,认为边界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兄等和中央巡视员”误听了一些人的谗言,才“有出此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培(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然而,谢角铭等人的恳求信,彭德怀是否收到尚不知晓,特委、军委是否知道也不清楚。在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叔),王云龙(王佐哥哥)即收拢残部,“通电反共”,投靠敌匪。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陷于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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