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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二月来信”与瑞金前委会议-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

2018-08-03
03 2018-08

14:37

    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冲出重围后,冒着风雪,速向赣南疾进。

    红四军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得边走边寻。红五军经左安,过上犹,越崇义,渡章水,于1929年2月9日到达大余新城附近。此时,正是农历除夕。而这时的红四军正在瑞金的大柏地。

    红五军正在大余新城附近的村庄宿营时,赣敌刘士毅部闻讯从崇义向大余袭来。红五军部队听见枪声,忙紧急集合,连夜开拔,向信丰方向转移。尔后,又经安远、会昌边境,向于都开进,苦苦地寻找着红四军。

    是年3月7日,红五军在于都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克了于都县城,全歼守敌一个正规营。这是红五军自井冈山撤离后的第一次胜利。但是,部队也因一路征战,减员十分严重。

    红五军轻取于都城,使刘士毅惊恐万分,不得不分兵来对付红五军。待刘士毅部赶来于都时,彭德怀已指挥部队渡过于都河,退往城南的小密一带。红五军在小密宿营时,又遭敌袭击,党代表滕代远、参谋长邓萍等负伤。为此,彭德怀决定在小密地区,将滕、邓等伤病员安置下来养伤,并带领部队分散各处,发动群众,补充兵员,筹措给养;随后,遵照赣南特委的意见,红五军进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的反动武装,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对这段历史,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记述说:“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奋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饿交迫的困境是无以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300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部又追逼占领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了于都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十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又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了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队从300余人,又发展到了700余人。”

    这样,红五军随即从安远经会昌进占了瑞金县城。在此一面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整训部队,相机和红四军取得联络。

    红四军于3月上旬进入闽西长汀。3月14日在长岭寨与敌郭凤鸣一战,大获胜利,歼俘敌2000余人,并击毙了闽西土著军阀郭凤鸣,随即占领汀州城。在汀州,红四军补充了大量军需,并在汀州附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分兵,对红四军的组织系统进行了改编,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尔后,回师赣南。

    4月1日,红四军回到瑞金,在瑞金与红五军会合。两军重逢,洋溢着一片欢乐。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两军领导人也为红四军、红五军在赣南会合感到欣慰。

    1929年4月3日,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

    中央的这封信是2月7日发出的。中央来信,向红四军前委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着意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较为悲观的估量。来信提出红四军必须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提出要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速来中央”,说什么“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对中央来信中的悲观论调不以为然。为此,专门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都参加了会议。

    前委会上绝大多数同志都深有同感,不同意朱、毛离开部队。

    根据前委会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前委复信中以红四军的切身体会,说明了分兵游击的危害,指出:“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是失败的。”所以,前委认为:“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前委的复信还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与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在复信中,前委还向中央报告了一年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

    最后,毛泽东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出发,提出如要朱、毛离开部队,请中央派刘伯承、恽代英两人来接替,以利工作。他这样写道:“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前委的这封复信,得到了大多数前委委员的赞同。彭德怀也在4月4日致信中央,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后来,中央收到此信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没有坚持原议,朱、毛因此没有离开红四军。可见,前委的复信观点对中央是产生了影响的。

    4月8日,红四军、红五军开至于都。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恳切而又坚决地提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根据地。毛泽东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意见。会后,红五军返回井冈山,红四军在赣南分兵。从此,红四军与红五军互为犄角,开始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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