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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党的整顿与建设-根据地的恢复与巩固

2018-08-02
02 2018-08

11:10

    1928年9月以后,湘赣边界开始“厉行洗党”。“洗党”,实质上就是整党,但着重于组织上的清洗与整顿。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

    为什么要“厉行洗党”?

    主要原因是在1928年5月以后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中,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时,党的组织公开了,开始了公开建党建团。“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访问凌登云记录”。有的还采取“串连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时,永新县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县有党员近3000人,莲花县增至800余,边界各县“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

    由于“党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为此,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的重点,在宁冈、永新两县。这两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因此,“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洗党”的主要做法,一是进行组织整顿;二是建立秘密组织。

    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陈东日等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基层,协助工作。

    当时,“洗党”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1)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2)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

    这里,以宁冈大陇区委为例,略述“洗党”情况。

    宁冈大陇苏区干部朱开卷回忆说:“那里担任我区洗党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1000多党员,大陇区有400多。洗党先是从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200多个,剩下100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

    “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投敌叛变分子上。乔林乡有个陈彭寿,虽出身贫苦,但在“八月失败”后,对革命丧失信心,暗中投靠敌人,事情被党组织了解后,被清洗出党并予以处决。“访甘纪犹记录”,内部采访资料。永新洋溪乡小地主汪玉瑞、汪满德,投机取巧钻进共产党内,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后来,汪玉瑞被处决,汪满德被清洗出党。“汪九倌回忆”,内部采访资料。

    被清洗的党员,不通知他本人开会,宣布他们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被除名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没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记,逐级上报。当时整个边界被清洗的党员计有4000人左右。

    “洗党”以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虽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党的基层支部,成为边界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如大陇区乔林乡的共产党员,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英勇战斗,坚贞不屈,大部分都牺牲了。在湘赣边第三次反“会剿”中,许多党员坚持秘密活动,转入深山老林,饮冰卧雪40余天,冻掉了手指脚趾,也没叛变革命,表现出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作风。

    边界的“洗党”运动,毕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简单地重新抄报,没有予以高度重视;有的地方又清洗过严、过狠;有的虽强调党的成分,却又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等现象。尽管如此,总的看来,边界九月“洗党”的进展是健康的,成绩也是显著的。通过“洗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不失为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党运动。这次“洗党”,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2.重建红四军前委

    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的斗争十分关注。在收到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发出的报告后,于6月4日向湘赣边界前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对前敌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亦称六月来信)。

    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几经辗转,由上海到江西,由江西省委再到吉安县委,直至11月2日才送达边界。接到中央的重要来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记述说:“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冈山。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议的问题。这封信一到,即已发交军中及地方各级党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动的部队集中井冈山,特委委员、军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30余人(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谭震林、邓乾元、李却非、陈正人、王佐农、肖万侠、刘辉霄、谢贵标、刘敌、熊寿祺、杨开明、曹、邓允廷、毛泽东、宋乔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参加),由特委召集开会,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中央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肯定了“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向井冈山前委介绍了全国其他地方的斗争形势,指出了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要错误,肯定了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重要地位。信中说:“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鉴于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重要地位,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和工作,明确提出了八点指示:

    (1)前委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湘粤赣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2)怎样深入?就是要“彻底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

    (3)“要以群众为主力,红军为助力,发动四周的群众的暴动”;

    (4)部队“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

    (5)具体的策略问题:“不宜于一开始便重新分配自耕农的土地”,“在暴动还未起来的地方我们在宣传上还不宜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单独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祠堂庙宇公地的土地”,“必须保护小商人的贸易”等;

    (6)“须有专门指导职工运动的机关”;

    (7)“在组织的发展上要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的成分之增加”,“要经常地开办党的训练班”;

    (8)“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成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以朱德为书记。另外,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一工人同志为书记。

    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中央六月来信是极为重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这封来信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提出了加强边界斗争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这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中央6月4日来信的指示精神,11月6日,边界重新组织了前敌委员会。“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关于前敌委员会,在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曾任命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但在1928年3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前委取消后,“各县工作,顿失中心”。后来,“适有赣西特委转来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组织边界特委,遂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有些重要任务的决定……并选举了执委,书记为泽东。特委成立不久,对各县工作的指导,实有新的气象”。1928年7月红军大队冒进湘南到“八月失败”,又组织了前委,以陈毅为书记。“八月失败”后,这个前委又被取消了,改为行委,毛泽东为书记。这是前委变迁的沿革情况。

    此时,依照中央来信,再次重新组织前委,使根据地内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并且前委统辖特委和军委,这对加强边界党和红军的集中领导,协调军队与地方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1月6日重组的前委,是称“红四军前委”还是“井冈山前委”?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应称“井冈山前委”,依据是毛泽东11月25日给中央写的报告(1948年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最早选入),曾取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我们认为,“井冈山前委”与“红四军前委”,实际上是一回事,称呼不同而已。不过,此时前委的称谓应称“红四军前委”为宜。依据是:

    (1)前委组织后不久,1929年1月中旬就已出击赣南闽西,在后来的多次报告行文中,均称军中党的前委。如:1929年3月20日,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个)”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也说:“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红军中党的指挥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这两个报告中都说:“军中党的最高机关”,“红军中党的指挥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即红四军前委。

    (2)1929年4月4日彭德怀给中央的信亦可印证。这封信说:“我们现在已到闽赣边界,与四军会合了,并得四军前委的介绍,特将我们的情形略告如下……现已合并到四军编为第五纵队,受前委指挥了。”也正因为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合和合编,所以,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才向中央报告:“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增了几人”的具体人员是:彭德怀、滕代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

    (3)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的报告》都提到过“四军前委”,直至1931年9月赣西南的综合报告还写着“四军前委”。

    (4)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直到1930年吉安陂头“二七”会议后,即2月16日,才按中央指示,扩大为统辖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区斗争的前委领导机关(仍以毛泽东为书记),职能才改变了。

    从上可见,1928年11月6日按中央来信重建的前委不宜称“井冈山前委”,而应称“红四军前委”。东北版《毛泽东选集》中取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一文,在解放后编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时改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是有道理的。

    3.改组边界特委。

    湘赣边界特委是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最初是1928年5月23日在宁冈茅坪成立的。毛泽东是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创始人和决策者。

    但是,6月以后,特委的负责人几经变迁,对边界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经、杨开明来到边界,要求朱毛率领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由杨开明代理毛泽东的特委书记一职。8月中旬,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开紧急会议,选举杨开明为书记。8月末,杨开明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书记。10月初,红四军回边界后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杨开明仍当选书记。因杨开明“大病,几濒于死,不能工作”,复由谭震林代理书记。11月杨开明病情仍无好转,常委又改组一次,以谭震林为书记。12月,“因谭震林在特委工作不相宜,调动前委工作”,常委又改组一次,以邓乾元为书记。这样,特委自5月成立以来,半年间时间内,变动了五六次,换了几任书记。

    边界特委在割据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但因任务繁重,干部缺乏,难以顾及许多工作,因此,毛泽东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有时难免出现“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

    对此,杜修经曾说:“现有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代表责,个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许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的地方顾及不到了。”

    杨开明则认为:“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决呢?还是到特委解决呢?甚至有什么事前委就推特委办,特委就推前委办,两下你推我让,甚至两下都不管了。”

    为了加强边界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湘赣边界的斗争任务,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过去的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指导及民主化的精神”的现象,围绕着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决议案》提出了下列举措:(1)特委、县委都设4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的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2)各级党的机关,必须健全组织,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3)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4)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方法产生;(5)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6)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7)“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精神,要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得力的措施,同时也因为毛泽东及边界党意识到并重视了边界各级党部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在党的“二大”后不久,即使面临着湘赣两省敌军第三次“会剿”的严重局面,边界特委不但没有塌台,而且坚强有力地领导边界军民打破了敌人的“会剿”,开辟了新的割据局面。

    4.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在湘赣边界的各项工作中,有一个使前委和毛泽东一直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

    由于根据地地处偏隅,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村山区环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由于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党的组织也有一些宗族裙带关系。如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等。为此,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为什么“难得很”呢?主要是边界各县的家族观念、地方主义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边界的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农村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成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

    “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如去年永新县要脱离特委而独立,其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发生保资本家的事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议决枪毙反动同志龙怡奎,结果,县委把龙怡奎放了。”。

    其他各县,“宁(冈)、莲(花)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酃县县委正式命令赤色游击队脱离广大的群众跟着军队乱跑”。

    对于边界党的建设,毛泽东曾作了多番的努力。如派毛泽覃去宁冈乔林乡抓建党试点,自己亲自到永新秋溪乡开展建党工作等。在这些试点工作中,都对农村党员作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培育基层党员的共产主义观念。尔后,特委又举办了各式的训练班,分期分批对训练班的党团员进行思想教育。

    在上述艰苦、复杂的工作中,毛泽东逐渐形成和得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学说中的精髓。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边界“二大”以后,边界特委加大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通过“洗党”运动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5.克服土客籍矛盾对党的组织的影响。

    湘赣边界除了地方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这种矛盾演绎发展为“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尖锐对峙。

    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恶习。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开始,这个问题并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刘克犹等,配合很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可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要捉拿宁冈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只有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土籍吃了亏。后来,在人事权力问题上,土客两籍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1928年2月间,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推举活捉敌县长张开阳的土籍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对土籍人文根宗当县长有意见。文根宗出任不到3个月,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轮流坐庄”,每届任期3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任期。由于客籍革命派拥兵自重,是年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担任。然而,甘金煌只担任一个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为由,把甘给撤换了。

    对此事,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一些负责同志曾出面干预,批评了龙超清和袁文才。然而,尽管毛泽东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宁冈前后分了三次田。第一次是1928年2月新城战斗后,因居住山区的客籍农民未分到居住平畴的土籍人的大田而迟迟分不下去;第二次在5月,改“以乡为单位”为“以区为单位”,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农民中有瞒田不报无法查清而未能分匀;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还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纷争未能分好。

    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杀土籍。一时,土籍农民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人。后来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经毛泽东布置红军大力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之后,才使他们安心回家。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在边界实际上指的是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因边界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一时难以整治,于是,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便断然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这着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日渐趋于缓和。然而,这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到1930年2月,导致了一场沉痛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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