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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毛泽东“一大”释疑问

2018-07-27
27 2018-07

16:01

朱德布置部队散入永新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后,与陈毅、王尔琢、何长工骑马赶往宁冈,5月19日晌午过后到达茅坪,在八角楼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热情迎接凯旋归来的主帅、主将。大家谈了一会军情 后,毛泽东才讲明请他们赶回来的事由,说是明天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朱德有些意外地问:“噢,湖南省委批准我们建立特委? ”他在会师之后就听毛泽东几次讲到过,从去年12月以来,前委在给湘、赣两省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建立能够统辖边界各县的党委机关。特别是今年3月前委被取消,使 “边界顿失中心,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而在会师之后武装割据局势大开的情形下,更加需要设立党的边界特委,形成地方党和军队党的领导中枢。


毛泽东告诉朱德等人,就在第二十八团出发茶陵那一天,中共吉安县委转来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攸、鄙县、宁闪、莲花、永新、遂川河于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决议政治问题、纪律问题、选举负责人等”。


陈毅对边界党马上建立特委领导机构感到高兴,他说:“是啊,会师后不到一个月,割据局面就有了可观的发展,我们已经建立了五六个县级红色政权和党的县委,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机关很有必要。”


毛泽东向朱德等人谈了自己对大会内容的一些构想,提出要着重解决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问题。他说:“不是有一些同志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吗?这种右倾悲观思想必定会影响我们的斗争,甚至可能会像瘟疫一样传染一大片人。这是四军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最大障碍!”


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接着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从理论上作出答复,就不能稳定军心和民心,必须在这次会议上把它指出来,端正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情绪。”


朱德点着头道:“是呀,这种悲观情绪对部队的士气影响很大,不从思想上消除这种疑虑,势必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对头。”


陈毅也表赞同。


毛泽东见他们的看法与自己想的一致,心里感到欣慰。他又 就次日的会议向他们通报了一些情况,然后对朱德等人说:“你们先洗洗脚休息吧,晚上再碰个头。”


朱毛会师以后,红军的军力得到扩展,更加坚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决心,这是主流。但也有少数同志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这一疑问的产生,有其思想原因,亦有“三月失败”的客观影响。一些同志对于中国的国情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学会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矛盾进行分析,不知道在中国由于白色政权的分裂和军阀战争的不断发生,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因而“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


这年3月,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被调往湘南,期间,边界各县复被敌军占据,造成了各方面的巨大损失,许多工作都要重新开始。史称“三月失败”。加之湘南暴动的最终失利,这一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红军官兵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


再者,一些同志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缺乏信心和正确认识、。由于受到党内执行共产国际“城市暴动”路线的影响,一些人不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相反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于是觉得在井冈山这样的乡村区域建立革命政权不对路、不对劲,不愿意做发动群众实行武装割据的艰苦工作,过不惯“红米南瓜加野菜”的苦日子,总希望走州过府攻打城市,认为这才是革命的正道和“捷径”。


当时在军中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第三十一团宣传干事杨岳杉,此人可算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始作俑者。杨岳彬爱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常常语出惊人,夸夸其谈。诸如“天天吃南瓜, 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得卵打光”之类的调笑语,就是他创造出来的。这些玩笑之言反映了他对井同山艰苦生活的内心感受。有一次,团部布置杨岳彬到铁匠铺打几副旗脚, 添置几面旗子。杨岳彬说:“置什么旗帜,这红旗还不知道打得下去么! ”宣传干事的这句听似简单的话,很快地流传开了,连一些地方的普通群众都在思想上受到影响。毛泽东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有一天,毛泽东到坝上村检查地方工作,遇到走亲戚的家在乔林的郎中刘亮玉,刘在乔林就认识“毛委员”,两人聊了一阵 后,刘亮玉将压在心里的话冲出了口:“毛委员,听人说共产党的红旗打不了多久,是这样吗? ”毛泽东心头一震,反问道:“你相信吗?”

刘亮玉犹疑道:“我们老百姓哪搞得清楚呢。”

毛泽东听出了对方的疑惑,意识到这是湘赣边界民众普遍担忧的问题,便以坚定的语气告诉刘亮玉:红军有老百姓的支持,在井冈山这样的好地方,是能够打败敌军的,革命的旗子不会倒下。刘亮玉听了点头表示赞成。这位行医乡村的郎中又问:

“毛委员,照这样下去,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毛泽东略一思索,朗声回道:“二十年后,革命一定胜利! ”刘亮玉连连点头,满怀敬意地说:“我相信,我相信!”


与刘亮玉的一席交谈,在毛泽东心里形成了一个郁结。他想,不向边界的军民回答这个疑问,右倾悲观情绪就很难扫除, 红军和割据区域就不能前进一步!


1928年5月20日、21日两天,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 表会议在茅坪的谢氏慎公祠召开。来自边界六县和红四军中的党代表共60余人出席会议。祠堂上首的花格板上,横挂着一块红色长布,贴着一尺见方白纸墨字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标,下面是柳炭条所画的马克思、列宁画像。昔曰点香敬祖的长条供桌,成了会议主席台。代表们用砖头垫着木板当坐凳。由于祠堂不大,人们坐得满满的。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在开幕式上首先讲话。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怀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一方面,他欣喜地看到,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历经7个多月的艰辛努力,终于得到重建和发展,建起了五个县委和一个特别区委;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统一领导中枢,于今后的割据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从理论上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荡涤一些同志的右倾悲观情绪,再由我们党的同志向军民们做说服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军民的斗争信心。毛泽东依事先与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商议,把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为他的讲话的重要内容。


谢氏慎公祠大厅里回荡着毛泽东那高亢的湘潭口音。他以特有的手势动作,见长的通俗语言,总结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人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他的讲话,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


毛泽东对他在这次会议上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时隔多年仍是记忆犹新。8年后,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中写到:“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一一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毛泽东的讲话,深刻而又透彻,让人心悦诚服,不时博得代表们的掌声。代表们从内心感到,只有毛泽东才有这样的水平和魄力,像风吹迷雾那样驱散人们心中的疑团。


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也相继发言。发言中同样批评了右倾悲观论调,唱响了“红旗一定能够打下去”的主旋律。


第二天的会议,围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讨论制定了七个方面的政策、策略:坚决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反对逃跑主义;深人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较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会议在制定上述七项政策和策略时,逐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尤其对如何在湘赣边界全面深人地开展土地革命,讨论得最为热烈。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特委委员有 19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寅生、宛希先、谭震林、刘天 干、谢桂标、龙高桂、王佐、贺志华、刘炎、谭普祥、陈竞进、陈正 人、刘辉霄、陈韶、刘真、龙寿宇。


特委常务委员5人,为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 标;候补常委4人,为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髙桂。毛泽东为书记。


6月26日,湖南省委决定毛泽东率红四军出击湘南,派杨开明接任书记。同月,又指定袁文才和莲花县派二人为特委委员。


湘赣边界特委下辖边界各县县委。由于毛泽东担任了特委书记,他提出不再担任军委书记,建议由陈毅出任,得到了会议的通过。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召开与边界特委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割据区域的军事和地方工作,带来了5月至7月各次军事行动的胜利和红色割据的发展。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的当天傍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余人,还有朱德妻子伍若兰及贺子珍等几个女同 志,到茅坪的牛亚陂村参加余贲民的婚礼。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师长、前委委员的余贲民,上山后担任后方留守处处长,负责筹建了医院、留守处、修械所、被服厂等后勤单位。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湖南汉子,与桃寮村一位山姑自由恋爱,在牛亚陂村举行婚礼。毛泽东和朱德领了一帮人前去贺喜。不料去了后,在众人谈笑之中,牵出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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