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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书心得体会4000字】真切的大我、无私的大爱和勇敢的大担当

2018-07-25
25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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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来暑往,白驹过隙,忙忙碌碌之中,仰望星空,是什么常常拨动我的心弦,是什么让我产生含泪的感动,是什么让我周身温暖给我无限动力——是那些真切的大我、无私的大爱和勇敢的大担当,这是我读完《红色家书》后的切身感受。这区区一百多封家书,仅仅是老一辈革命家无数书信的凤毛麟角,竟向我展现出一位位有血有肉的革命者,让我有机会聆听他们的心声、叮咛和教诲。


(一)“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高昂头颅,浪漫情怀蕴含坚定革命意志和乐观情怀。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风雨如晦,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一批批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革命青年,怀揣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以拯救民众于危亡为己任,不断高声呐喊,唤起民众。李立三1919年11月对父亲李昌圭说,他要“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就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作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俞秀松1920年3月对父亲俞韵琴说,“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享受这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


他们胸怀时代需要和民族大义,坚持真理,追求光明,积极迎接新文化,誓要推翻旧制度,改造旧世界,对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美好生活充满无比乐观的信心。高君宇1921年4月对女友石评梅说,“我只是往前抢着走吧!我抢着前去迎未来的文化吧!”夏明翰1928年3月对母亲陈云凤说,“相信你会看到我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他同月对妻子郑家钧说,“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毛泽东1937年11月对表兄文运昌说,“我为全社会出一点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


他们笃定初心,坚定意志,大义凛然,为了民族的梦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刘伯坚1935年3月对妻嫂凤笙说,“生为中国,死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夏明翰1928年3月在狱中对姐姐夏明玮和她的两个女儿说,“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二)“我的人生观,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花前谈心,月下互勉”——自勉自省,不懈追求不忘坚守信念和规矩。


和平年代,花前月下,情侣之间往往是卿卿我我,诉说情话。可是,为理想奋斗的革命者,他们前进的路上,永远是对自己、对亲人的自律和勉励。彭雪枫1941年9月在给女友林颖的情书中谈到自己的恋爱观时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则不然,这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同样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经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谈心,月下互勉,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双方的前途!”


他们心中有大爱,视人民如父母,坚定站在人民一边,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利。陈毅1951年4月对父亲陈家余信中引用古人诗句自省,“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所惭位居崇,未睹斯民康”,表示自己“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儿窃愿勿愧于此。”他在1949年1月勉励堂兄陈修和说,“目前与人民事业结合必能长展骥。”何叔衡1929年2月对义子何新九说,“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


他们正人先正己,时刻用党的纪律和规矩约束着自己和家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妻弟杨开智致信希望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或是推荐在湖南省从事更好的工作时,毛泽东在1949年10月9日回信说,“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刘少奇1950年5月对姐姐刘绍懿说,“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去年你们没有办,是不对的。所以现在要退租。”“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陈毅1962年4月对哥哥陈孟熙说,“近三年灾害严重,遍及七省,也波及吾川。吾家靠公家照顾帮助才能渡过至今。今后仍有大困难要克服,要想到全国人民和重灾区人民的困难。这样对党政的照顾,便觉太过,不应不自足,也不仅致感谢,还要想办法,自力更生节约,千万千万告诫家中人等。”


(三)“惟于亲亲骨肉之系念,尝与日俱永”“海棠桃李均盛装笑迎主人”——望眼欲穿,艰辛的革命路上深藏着对至亲的深爱和牵念。


革命者在痛恨和推翻旧制度、无情打击敌人的时候,他们何尝不是时刻胸怀着对父母、同胞、爱人和子女深深的爱,只是很多时候,难以两全,留下遗憾。可他们对家人的爱升华成了对人民的爱,他们舍弃小家为大家,舍弃了小我成就了大我,令人动容,催人落泪。


他们常念跪乳之恩。毛泽东1919年4月对舅父文正兴说,“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侍汤药,未尝废离”。1950年4月对岳母向振熙说,“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微物以表祝贺之忱。”陈毅1937年12月对嫂子李白文说,“数奉手书,至感亲亲骨肉念兄念弟之深情厚谊,弟读后不禁悲喜惭痛一时俱来,迸发之情有如江河倾泻。廿年烽火,满地干戈,弟出入其中,了无罣挂,惟于亲亲骨肉之系念,尝与日俱永,1939年5月抗击日寇间隙,他又对父亲陈家余说,“西望故里,不尽孺慕瞻佑为叹惋耳!现寄呈近照两张,神情逼真,以远慰亲怀于万一。”


他们关心爱人甚至多于关心自己。瞿秋白1929年2月对妻子杨之华说,“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注:独伊是杨之华与前夫沈剑龙的女儿,瞿秋白十分喜爱,视如己出。)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邓颖超1942年7月对丈夫周恩来说,“自从你入院,我的心身与精神,时时是在不安悬念如重石在压一样。……我想你一回来,我的心身内外负着的一块重石可以放下,得到解放一番,我将是怎样的快乐呢!”1971年6月对丈夫说,“在人身上的各种器官的功能作用是有限度的,不宜使用过度,因此不要过度疲劳,忙中总要有些松弛,才好继续再忙。”周恩来则在1950年1月率团访问苏联途中对妻子说,“希望你由于我的离开,能得到一个月的安心休息。回来后,能看到你更加年轻,那将是如何快乐?!”他又于1951年3月对身在杭州疗养的妻子说,“南方来人及开文来电均说你病中调养得很好,颇慰。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


他们常怀舐犊深情。瞿秋白1929年对女儿瞿独伊说,“我欢喜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陈毅1952年6月对妻子张茜说,“近来四个儿女天天绕膝嬉娱,甚乐甚乐!我不仅关心老辈,同样也关心儿幼。”毛泽东1958年2月对病中的女儿李讷说,“念你。病害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尝尝如此。病情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并赋诗一首鼓励她:“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到错误批判后,直到1965年重新工作,从1967年开始,侄女彭梅魁是唯一能以亲属身份照顾他的人。1973年7月,彭德怀对彭梅魁说,“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承购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以后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四)“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要做‘大鹏鸟’,绝不做‘蓬间雀’”——谆谆教诲,言传身教传递薪薪之火。


“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的事。”可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后代的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和意志上的锤炼,他们总是把后代的成长置于国家需要和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基础上的。


他们教导后代勤奋刻苦,努力学习知识,全面成长。何叔衡1929年8月对义子何新九说,“幸福绝不是天地鬼神赐给你的。……我平时对于过去的失败,绝不懊悔;未来的侥幸,绝不强求;只我现在应做的事,不敢稍微放松。”毛泽东1941年1月对儿子毛岸英、毛岸青说,“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吴玉章1944年12月对侄子吴端甫说,“我认为中国只有这一条光明大道,你一定是相信我的。你学得一专门技能必须用于有用之地,方不负数十年的苦心。”朱德1943年10月对女儿朱敏说,“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吴玉章1960年2月对孙女吴本立说,“要努力学习,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


他们要求后代立志为民,服务群众,建设国家。任弼时1949年11月对女儿任远芳说,“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林伯渠1949年7月对女儿林秉琪说,“你们能以自己的努力培养成为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服务思想是好的。”罗荣桓1949年12月对女儿罗玉英说,“你爸爸廿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作官,更没有财可发。”吴玉章1952年对侄子林宇说,“依靠党,相信群众,好好地执行政府法令,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疾苦,使人民各得其所,发挥人民的智慧,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对待人民,教育人民。”


他们不搞特殊,对后代从严要求,注重锤炼其品德。刘伯承1950年1月对堂侄刘宽泰说,“须知参加革命,用人是以德(忠实于革命)才(能为革命作好事)资(与人民大众结合获得资望)为标准,并不以私人关系的。”刘少奇1955年5月给儿子刘允若的信中,针对他的个人主义错误思想说,“过去你常常同别人关系搞不好,主要的缺点或错误都是在你这方面。……你一贯的错误,就是在劳动人民面前,在同志们面前,不肯‘俯首甘为孺子牛’。


……拒绝同志们的批评,就是拒绝同志们的帮助,就不能作一个共产党员。……一切拒绝组织和群众监督的人,都不能作共产党员。”在1956年1月的信中说,“你在来信中还表现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表现了一种错误的悲观的人生观。这是很不好的。青年人不应该有这种情绪。”并再次强调,“你必须了解,每一个人都不应当躲避党和人民的监督,应当主动地把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放在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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