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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女红军的故事》上篇 井冈山女红军概述 一、井冈山女红军的一般情况 上

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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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女红军,一个崇高而又圣洁的称谓。

她们由一群或血气方刚,或泼辣干练,或稚气未脱,或书生气十足的学生、农协会干部甚至农家女、童养媳组成。她们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男同志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她们用青春甚至用满腔热血书写了辉煌历史。她们身为柔弱女性,却坚强地奋战在八百里罗霄;她们以火一样的激情,投身于秋收起义,投身于湘南暴动, 投身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无论龙源口战斗、黄洋界保卫战以及井冈山保卫战是多么的惨烈,处处都可以看到她们瘦削却坚定的身影,处处可以听到她们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向胜利辉煌的铿锵脚步;无论分田分地有多么的忙,政权筹建有多么的复杂,伤病员的护理有多么的艰难,战地的生活有多么的艰苦,她们始终坚定而又执着地怀抱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她们的豪迈和坚韧为井冈山道路的胜利开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她们的铁血柔肠和巾帼情怀更对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做了最好的诠释……

井冈山斗争那壮烈的一幕已存史册,井山女红军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更将长留在人们心里。她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术家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然而,她们的来源、她们的出身、她们的构成却并不那么淸晰和明了,甚至她们的事迹也因时光的流逝而被淡忘。为饮水思源,我们当然要永远铭记她们的丰功伟绩;为缅怀纪念,我们对井冈山女红军的来源和构成进行了梳理。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妇女是受人压迫和奴役的对象,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脖子上套着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恪守着“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是受人欺侮、任人宰割的人下人。20 世纪以后特別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斗争实践丰富了中国女性的斗争经验, 锻炼了她们的意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念,同时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像秋瑾那样的杰出女革命家感染着广大的后继者。这些都为妇女运动的发展做了实践上的准备。早在1903年,旅日留学生组成的义勇队(学生军)展开拒俄运动时,便有许多女学生参加。武昌起义后,在反清斗争的推动下,各地的妇女曾纷纷组织女子军,要求参战,仅上海一地就有“女民国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女子劝捐会”等多个团体出现。这些都为后来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残酷的斗争经历也磨砺了广大女性坚韧不拔、敢于斗争的性格。

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妇女以勇往直前的精神,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的旗帜。在军阀的逮捕威迫之下、军警的鞭笞之下,她们和男青年一样英勇斗争,使军阀卖国贼胆寒,使帝国主义者震惊。她们和男学生一样到民间去唤醒民众,使五四运动的种子如燎原之火茲延全国。

在多次的斗争中,许多妇女更走上了组织的道路。如,跟着学联的产生而产生了妇女联合会。向来是各不相干的妇女们此时已有集体的组织,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奋斗。她们要求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妇女要求男女平等的斗争下,湖南率先获得参政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而种下了妇女参政的理论的种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本身。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有了“于法律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的原则”的规定。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纳新民主主义命的轨道, 从此,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创建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首先表现在思想和理论上。如在党的“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了“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口号,引导妇女运动走上正确轨道。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党非常重视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对如何加强以工农妇女为主的妇女运动的领导、如何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革命的策略等作了明确的决定。在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五大”所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还作出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定》,指出:“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从而提高了对妇女运动的认识。

无独有偶,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对妇女解放问题不仅特别重视,而且在社会考察中找出广大妇女深受剥削和压迫根源的同时,还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支持和指导,对其后来直接领导包含妇女解放运动在内的土地革命的实践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如,毛泽东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深受“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是妇女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妇女要摆脱这种束缚,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把自身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调査、分析、批判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毛泽东不但指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最直接的根源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一观点,毛泽东在1927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他把性别压迫从两千年被掩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又把妇女受性别压迫同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了妇女既有同男子一样受阶级、宗族和宗教压迫的共性,又有受“夫权”压迫的特殊性,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一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 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他还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这也就明确指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压迫。

因为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当时条件的限制,井冈山女红军大都来自赣西南和湘南这两块红色热土。而赣西南和湘南地理相近、山水相连,民俗风情有着特別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地处两地的广大妇女同全国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经受着无数的苦难。如,妇女必须缠足。一双小脚的形成,往往需要数年的缠“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一生的幸福从此葬送于这双小脚。如,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但是女人不能有自己的权利,要一心一意跟一个男人;男人可以移情別恋,女的就不可以;女的在家中要听一家之主(当然是男人)的话; 男人可以把女人休了,但女人就不能向男人提出离婚;女人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的即使早亡,女人也要一生守寡;女人不可以向男人吆喝、 打男人;女人不能跨出家门,男人就可以走南闯北;男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女的则不可以。正如后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描绘的:“……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粑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 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值得称颂的是,湖南创办的多所女子平民学校、职业学校和干部学校不仅帮助广大妇女提高了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而且更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广大妇女中得以传播。如,湖南三师成立于1904年,被誉为“湘南革命摇篮”,是“湘南学联”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要基地,同时从这里走出的女生大多又参加了革命斗争,有的甚至还成了光荣的女红军战士。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三师的师生成立了进步组织和革命团体,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积极投身革命,三师成为湘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和湘南革命的摇篮。1918年夏,湖南三师学生组织“学友互助会”。1919年6月,湘南学联建立,湖南三师成为其主要力量。1921年3月,湖南三师建立革命团体“心社”。湖南三师学子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声援五四运动;领导了衡阳的国货运动,令日货无处藏身;积极开展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驱张” 运动;成立了“书报贩卖部”,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湖南三师的学生运动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重视,他在大革命前三次到过湖南三师,并亲自进行指导。1921年10月,在毛泽东指导下,衡阳第一个党小组一中共湖南三师小组——成立。1922年10月,湘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共湖南三师支部——成立,也是湖南成立最早的党组织。1922年12月15日,湖南三师张秋人蒋先云领导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1923年和 1924年,湖南三师又先后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的“驱刘” “驱黄”运动。 1924年,湖南三师学生贺恕在衡阳成立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一大批湖南三师党员分赴湘南各地组建党支部,广播革命火种。1928年初,湖南三师数十名党员领导下的各县人民武装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起义 失败后,黄克诚、李天柱、张际春、张平化、谢维俊、高静山等三师校友率部 走上井冈山。伍若兰、曾志、吴仲廉、彭儒等均在三师学习深造,同时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她们与衡阳的进步学生一起,组织女三师的学生进行演讲,演文明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宣传马克思 主义。伍若兰在校时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些女学生中,有的学成毕业,有的在学校因思想激进而被开除,有的则因莫名原因被劝退……她们回到家乡后,有的投入农民运动,有的参加党的秘密联络工作,有的还公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在当地掀起了革命热潮。在斗争中,她们打土豪、分田地、剪长发、放小脚,始终走在最前列,有的因此被推举为女子联合会主席、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长。

同时期地处赣西南一隅的井冈山区,虽然没有条件创办女子平民学校,没能让该区的妇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但随着井冈山工农运动的兴起, 促进了广大妇女的觉醒,并唤起了她们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关心,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如在“原宁冈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进步女青年龙佩云、杨杰、刘懿等人组织宣传队,深乡镇,在妇女中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团结起来,向封建礼教作斗争。1926年12月初,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在新城万寿宫召开,会上宣布成立宁冈妇女解放协会,选举龙佩云、谢慈清、谢爱清、谢宝莲、龙淡菊、尹顺安、杨杰七人为委员,杨杰为主任。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后组织妇女上街游行唱歌,作宣传,号召妇女放小脚、剪髻子,反对夫权、族权,实行男女平等。妇女会清算了掌管县义仓的大土豪唐振峰,将其贪污的公粮予以没收”。

在组织层面上,井冈山区及湘赣边区的妇女同盟会(亦称妇女协会)的会员也如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开始纯系女子职业学校学生,后来逐步扩大到工农商学各界,妇女协会成为团结广大妇女的组织。妇女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教育被压迫的各阶层妇女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动员和组织她们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妇女运动,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道德、婚姻和一切社会地位上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反对对妇女的一切压迫和虐待。妇女协会在城乡开展了大艰苦、深、细致的妇女工作。她们号召妇女剪发、放足,打破妇女的思想顾虑,妇女协会的领导首先把自己的长发剪掉。在她们的带动下,在校的女生积极响应,接二连三地剪发。随后,剪发运动扩大到城乡各界妇女,掀起了剪发高潮。为广泛向城乡群众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妇女协会组织宣传小队,上街下乡进行宣传。其宣传形式灵活多样,有专题讲演、小型话剧、歌剧、曲艺等(井冈山女红军彭儒等就是在这个时期经受了锻炼,并把这些宣传经验运用到井冈山斗争中)。这些通俗易懂又别致新颖的宣传演出 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妇女大胆行动起来,冲破封建礼教和家庭束缚,纷纷要求剪发、放足和退还包办婚姻的彩礼,积极投身于争取妇女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如,当革命风暴茲延到永新县时,永新的贺子珍、贺怡两姐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组织演讲团向广大妇女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又如,宁冈的尹顺安于1926年底在宁冈县组织成立了妇女工读学校,使在校学习的不少劳动妇女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她自己则成了远近闻名的革命者。再如,莲花县的颜清珍自从担任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后,日夜奔走在大街小巷和乡间地头,抨击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摧残,大力宣传砸碎“三从四德”及推翻封建统治的重大意义。这一切都表明,湘赣边界受苦受难的妇女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她们是完全能够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并且在革命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別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

1927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巧妙推动下,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湖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湘南多个县区均派出妇女代表出席会议。大会根据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妇女运动的工作重点应从女学生转到劳动妇女方面来,把妇女的特殊利益同国民革命和工作运动联系起来的意见,制定了妇女运动的计划和策略。这次会议不仅形成了《关于妇女问题的十六项决议》,会议精神还促进和推动了湘南及湘赣边界妇女运动更加广泛深的开展,助推了妇女解放的崭新局面的形成,为各界妇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井冈山区及湘赣边界的妇女运动找到了发展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而遭受挫折之后,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选择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导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是井冈山区及湘赣边界的广大妇女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所有这些革命运动都显示了妇女的觉醒和力盘,此时的广大妇女能够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开始奋起从军。如,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有200多名妇女抱着为国服务的目的考入了武汉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校。这些妇女当中有近一半毕业后参加了共产党。她们敢于冲出封建牢笼,勇于对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进行空前猛烈的冲击和挑战, 为广大妇女挣脱政权、族权、夫权绳索的禁锢打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更为日后女红军的伟大涎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组织依据当时斗争的需要,不断调整妇女政策,逐渐赋予农村妇女各种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有:

一是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边界党和政府依据中共“六大”《妇女运动决议案》,认真贯彻“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有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的精神,决定成立各级妇女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会),妇委会设有组织、宣传、经济、粮食、土地、青年、筹备及监督八个委员。1928年5月,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在井冈山茨坪成立,湖南县妇女会主席刘鹣兼任区政府的妇委会主任。在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还赋予了农村妇女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28年1月颁布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第1条明确规定:“凡从 (事)劳动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二是经济独立权。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国农村,妇女获得经济平等权利主要表现在对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井冈山斗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对是“按人口为标准”还是“按家庭为标准”分田,当时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在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时,充分考虑到了农村妇女平等的经济权,最终确定了“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平等的经济权,边界党和政府依据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政府组织中的专门委员会,其职能是:调查妇女的生活,具体制定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向人民委员会或各级政府的主席团提议,得到会议通过后发生效力。由于打破了重男轻女的传统,女子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而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土地几乎是一个农民的经济命脉,妇女因此而获得了千百年来一直得不到的经济独立权。

三是生存保健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明确规定:“制定真正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星期例假休息照给工钱,男女工作同等要得同等的工钱”;“特别保护童工和女工,童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六时,童工女工不许做夜工,又不许做那些剧烈有害健康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须有八星期的休息,休息时间照给工钱。”各级妇女组织的成立以及各种妇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标志着湘赣边界妇女的大翻身、大解放,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她们为井冈山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是教育权和受教育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妇女大部分是文盲,因此,根据地通过办夜校和半日学校帮助她们识字扫盲,这是广大农村妇女受教育权的一种体现。“在一切党的与一切职工会的学校、训练班中,都应当吸收一定的百分数的妇女,而在她的教育大纲中,须研究妇女问题及工作方法。”当时根据地的妇女一方面积极参加夜校或半日学校 学习,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办墙报、演戏剧等群众性文化活动,而且人数比男子还多。这除了由于当时革命战争剧烈,许多男子参加红军,在农村中的妇女人数多于男子外,主要还是由于“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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