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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回望井冈山》 第四篇:精神 一、不屈的信念 上

2019-08-09
09 2019-08

16:30

第四篇:精神

一块在屋檐下藏了 15年的入党誓词,记录了贺页朵对共产党的信念。

刘仁堪舌头被割掉,他用脚趾沾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

红军师长张子清因缺医少药,伤口感染,他把战友们省下的一小包用来清洗伤口的盐交给大家用,自己却因伤重不治牺牲。

为掩护大部队突围,伍若兰被俘。敌人问:“朱德、毛泽东在哪里?”伍答:“在红军里,在人民心里!”伍若兰牺牲后,她的头颅被悬挂在赣州城门上。

像开国中将谭家述买来汉白玉无字碑,安放在井冈山烈士陵 园,纪念井冈山斗争时期牺牲的3万多位无名烈士。

一、不屈的信念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着一块布写的入党誓词。由于时间久远,这块原本红色的布已经褪色到看不出原色了。布的上方部分用墨写着ccp” 3个英文字母(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中间位置写着:“牺牲个人,言首铋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这是发现的现存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这份入党誓词的主人为贺页朵。

贺页朵是永新县才丰乡北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1927年参加革命,曾担任村农民协会副主席和湘赣边区苏维埃六乡政府财粮干事。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以榨职业为掩护,积极为红军搜集情报,运送食盐、粮食和弹药。他几次参加了红军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积极救护伤员。1931年1月,中共永新县四区区委根据贺页朵的要求和表现,同意吸收他加人中国共产党。1月25 日,入党宣誓在他工作的榨油坊进行。在桐油灯光照耀下,贺页朵在一块红布上写下了入党誓词。他识字不多,在这块红布写的入党宣誓书里,24个字中有6个错别字。

柔软红布上,写下的是坚硬的信仰。

文化水平不高,并不影响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执着。

1934年,贺页朵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红军长征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他留下来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采取了“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政策,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贺页朵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思念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将那块写着人党誓词的布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悄悄取下来看看,默诵着上面的人党誓词。

1949年8月,永新解放了。贺页朵召集家人,打开从榨油坊屋檐下取下的用油纸包着的入党誓词,对大家说:“我入党时, 介绍人反复嘱咐,宁愿杀头,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从入党到现在 解放有十多年了,我没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党的机密啊!”

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贺页朵将这份珍贵的人党誓词亲手交给慰问团负责人。后经中宣部转至中国革命博物馆。

1956年,开国元勋谢觉哉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了贺页朵保存的这块入党誓词,详细了解到这块入党誓词的由来。这位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参加了红军长征的革命家十分感动和感慨,写了一篇《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的文章。他在文中说:“这是一位农民同志的入党宣誓书,不用说,这位贺同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历过严重的考验的。” “如果回溯一下那些克服艰难困苦,揩干身上的血,埋葬同伴的尸体,拿起枪又战斗的岁月和史迹,我们就可以由这张照片里看到数不清的愤怒、勇敢、诚朴的农民面孔,看到在深山里、在平原里、在战场上、在监牢里奋斗不屈的场面。

一个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珍藏自己的入党誓词,这只是在那个年代千万个共产党人坚守自己信仰的其中一个事例。

从那时的人党誓词可以看出,加入这个组织,就意味着一种使命和信念,而且为了这个自己选择的使命和信念,可以把一切,包括生命交出去。入党誓词中,“牺牲个人”放在第一条,就可以看出当时斗争环境之残酷。

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把“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党的最高纲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工作定位,这就意味着这项使命是不寻常的。

一大召开时,就有外国巡捕嗅到异常气息,闯进会场,会议不得不立即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才得以开完,这就似乎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己使命的路途上,充满曲折和危险。

信念一经确立,使命一经担当,就义无反顾。

但大家都没料到,坚守这个信念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完成这一使命还需要付出那么多鲜血和生命。

较早为这个信念牺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李大钊。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他迅速成为中国接受 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报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系列文章,并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春,同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随即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谈筹建中国共产党。10月,创建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6月,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中共一大时,他委派学生张国焘参加会议。一大后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1924年6月,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年冬天回国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工作。他是中共第二至第四届中央委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了5万余人的示威游行活动。李大钊因此被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下令通缉。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运动,再次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和全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政府前方将领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6人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南方的蒋介石发来密电,建议 “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处以绞刑,其罪名为“和苏俄里通外国”。20名遇难者中,第一个受刑的就是李大钊。牺牲时,李大钊年仅38岁。

为了这次行刑,张作霖专门从欧洲进口了一具绞刑架。不知是因为刽子手不熟悉洋刑具的性能还是故意,他们把李大钊绞了 3次。

引进火种的人,被害怕火的人用绞刑架灭杀了。

但火种一经传播,就不会熄灭。

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走上武装斗争开始,这种为维护信念而斗争的环境越来越残酷。

1929年5月3日,井冈山根据地莲花县城的一条街上,荷枪实弹的国民党靖卫队押来了两个浑身血迹、五花大绑的人。女的叫颜清珍,中共莲花县妇女部部长;男的叫刘仁堪,中共莲花县委书记。他们是前些日子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检查工作时被捕的。

街上的群众,有不少人认识这两个共产党,尤其是刘仁堪, 他有多个身份:私塾先生、郎中、文明戏中的演员。后来,越来越多的群众知道了,这位待群众热情、常常向他们传播革命道理的先生、郎中、演员,是一个共产党人,而且是这个县的“大官” ——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莲花县委书记。

国民党莲花县县长得知刘仁堪被捕后十分高兴,亲自跑到监狱劝降。他对刘仁堪说:“如果你交出全县共产党的名单,交出独立团的枪支弹药,荣华富贵就在眼前。”

刘仁堪看了一眼这个国民党的县长,冷冷地说:“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你是痴心妄想!”

一个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一个是国民党的县长,代表的是两个阵营、两种信仰的对决。

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对刘仁堪严刑拷打:踩杠子、灌辣椒水、烙铁烫、香火烧、铁丝穿手心等。刘仁堪仍然没有屈服,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

各种手段用完,敌人一无所获,无可奈何,只得使出最后一 招: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共产党人。

刘仁堪和颜清珍一路上喊着口号,大声地宣传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道理:“乡亲们,国民党这些害人魔王猖狂不了多久,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敌人害怕了,本来想借游街示众之机煞煞这些共产党人的气焰没想到反而给了他们一次宣传革命道理的机会。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刘仁堪的舌头割掉,让他无法出声。

敌人把他们两人押到一张桌上示众。刘仁堪抬头看了看天空, 阳光热烈而耀眼。多好的阳光啊!《国际歌》里是怎么唱的?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再唱一次吧,他张了张嘴,喉咙只发出了几声咕噜声。舌头没有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鲜红的、带着体温的血不断从刘仁堪的口中涌出,一滴滴流下,脚边上已经是好大一摊鲜血了。

刘仁堪看着围观的乡亲们,用脚趾头沾着鲜血,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 6个鲜红的大字。

鲜红的阳光映在这几个大字上,格外耀眼。

鲜血写下的,是共产党人的执着信念。

用鲜血和生命来桿卫自己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何止刘仁堪 一个。

应该不会忘记主持1927年八七会议的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1933年他进人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935年2月突围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水口乡遭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包围被俘。

当时被俘的有300多人,敌人并不认识瞿秋白。他们把其中查明是红军干部的20多人另外关押到上杭县政府监狱,单独审讯,追查谁是瞿秋白。终于有人扛不住了,供出化名“何其祥”的人就是瞿秋白。

抓获中共高官瞿秋白的消息立即上报至国民党这一防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蒋鼎文立即命令将瞿秋白押解到驻扎在长汀的国民党36师师部。这个师的师长是宋希濂。

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的宋希濂回忆: 1935年5月伤愈回到师部,和瞿秋白有过一次谈话。

宋希濂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 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500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秋白,知道自己和宋希濂这样的人谈论阶级斗争这样的话题,已不属于个人之间的闲聊了,而是两个营垒间的信仰之争了。他不会放过这个宣传和桿卫自己信仰的机会。

瞿秋白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 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城市,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们国情? 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当然,秋白阐述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际斗争的深入,修正和调整得更为符合中国国情,更具人性化。但秋白对宋希濂所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基本原则。

这样的对决并没有结束。

蒋介石得知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后,知道瞿秋白在中共的地位和重要性,便立即命令中统局派两人从南京赶到长汀劝降,劝瞿秋白背叛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内部的党组织情况。当然,遭到瞿秋白的断然拒绝。

1935年6月初,宋希濂接到36师调防的命令,他分别打电报向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如何处理瞿秋白。

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两个姓蒋的相同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

第二天清晨,国民党36师参谋长向贤矩来到监狱,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给瞿秋白看。瞿秋白看完电令,若无其事,面不改色, 微微点头。

上午9时许,36师警卫连连长蒋先启将瞿秋白从监舍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的100多名国民党军官,站在堂屋台阶上,看着这位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的最后时刻。

瞿秋白抬头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缓步走出36 师司令部大门,走过一条两边戒备森严的小路,来到长汀中山公园。面对几十个准备行刑的国民党士兵,瞿秋白做了大约15分钟的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这个理想迟早会实现;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

演讲完毕,瞿秋白举起右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随后,从容就义。

这些国民党人难以理解,他们用子弹夺去的,只是共产党人的生命,而无法改变、撼动他们的信仰和他们为桿卫这一信仰而不屈的信念。

这样的关于信仰和信念的较量,自1927年以来,一直在国共两个阵营之间激烈进行着,而且手段方式都差不多——国民党抓捕共产党人,引诱、劝降、关押、拷打、屠杀。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国民党的这种气势汹汹、兴师动众的做法没能取得预期效果,甚至收效甚微。

20年后的1955年6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平的报告。报告中称: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

宋希濂是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的,他顿时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震动。第二天一早,他鼓起勇气主动向监狱管理处工作人员交代了杀害瞿秋白的经过。他和其他战犯都准备为这件事受到加重处罚,因为这和打仗杀人不一样,而且杀害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

但是,宋希濂和其他国民党战犯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共产党的管理人员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加重处罚的措施。

共产党没有加重处罚,宋希濂却感觉到,那天射向秋白身体的子弹击中了自己的灵魂: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他读完了自己掏钱买来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像一位刚入门的学生一样开始学习共产主义ABC,并在战犯学习会上大谈学习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得。

他消灭了一位共产党人的肉体,而他的灵魂最后却被共产党所扭转。

信仰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灵魂,对一个政党更是如此。所以分析国民党最后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原因可以找到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灵魂已经没有了。

而这种灵魂缺失的状况,孙中山早就察觉到了。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宣言。

孙中山的这一政策,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连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要联合共产党?为什么要邀请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治他就需要新血液。”

孙中山看得很准,新的血液能拯救一个政党的灵魂。

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革命,固守堕落的灵魂,所以和他的政党最终走向失败。

宋庆龄却从孙中山的言行中找到了灵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发表通电、声明和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为,公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旧营垒决裂。1981年5月,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夙愿得以实现: 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29日,宋庆龄逝世。

这是一位伟大女性对信仰的跨阵营追求和半个多世纪对信念的坚守。

对更多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信念的坚守是一种在险恶环境下漫长而艰难的心灵淬炼,其考量的是一个人的意志力。

2014年10月16日,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王展程与段子英夫妇铜像揭幕仪式。这一对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终于在辗转80多年后,魂归自己战斗过的第二故乡。

王展程是湖南人,1902年生,1925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段子英是湖南耒阳县人。1928年初,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耒阳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并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伍若兰当选为女界联合会主席,段子英为副主席。

由于工作的关系,革命军的团参谋长王展程和段子英认识了, 两人逐渐相爱。湘南暴动后,两人随朱德上了井冈山。

1928年4月底的一天,朱德、伍若兰夫妇挑明王展程和段子英的关系,建议他们结为夫妻。在朱毛会师的时候,段子英也与王展程正式结合到了一起。

1929年初,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王展程和段子英随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向赣南方向突围。在遂川大汾,红5军 与敌人打了一场恶仗,双方伤亡都很大。 王展程和段子英被打散, 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王展程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他带着段子英绕道湘赣边界, 经上犹、崇义地界去追赶红军主力。此时,段子英已怀孕两个多月了。

几天后,两人来到了湘赣边界遂川县戴家埔,突然遇到了当地的挨户团,两人同时被捕。

当天下午,敌人便杀害了王展程。审问段子英时,敌团长听段子英自称姓陈,便阴险地假笑道:“好说好说,我们都是本家嘛。”他把段子英交给一个叫陈荣庆的居民看管起来。这是一户穷人家,他们怀着同情心,叮嘱段子英不要出门,外面还在抓人。于是,段子英就帮这户人家做饭、扫地、洗衣服。

过了3个多月时间,挨户团团长将段子英卖给了遂川大汾均“钟德堂”药店的徐祥春做妻子,得了 100块大洋。段子英顿觉羞辱难容,怒火满腔,但想着肚子里的孩子,便强忍怒火,心里盘算着先忍辱负重地活下去,再找机会逃回家乡去寻找党组织。

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段子英被押着离开戴家埔,走向大汾圩。在街口,张贴着一张布告,是湖南省清乡总署通缉129人的名单,段子英的名字赫然在列。

看到布告,段子英心里明白,和敌人公开斗不行,自己现在挺着大肚子,逃跑回家这条路也走不通,看来只好暂时隐蔽等待时机。

1929年中秋节过后,段子英与王展程的孩子出生了。为了继承父业,她给他取名为王林涛,希望这个孩子在风浪中成长。

更多的时候,段子英想的是自己和牺牲的丈夫都是共产党的红军战士,一定要回到家乡去寻找党组织。

她抱着一线希望给老家投了一封信。母亲知道段子英还活着,悲喜交集,从湖南赶到江西遂川,将女儿和外孙接回了家。

回家后,段子英不甘心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千方百计地继续寻找党组织。为了结识更多的人、方便寻找党组织,段子英在家里的支持下,开了一家“寿春客栈”。功夫不负有心人,1937年3月,客栈开张不到一个月,段子英在耒阳找到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李振鹏。从1929年部队打散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到重新找到党组织,段子英历经艰险和心灵磨难,用了整整8年时间。

从江西遂川回到湖南耒阳,是回到生育她的娘家;

找到了党组织,是回到了信念的娘家。

段子英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寿春客栈”也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1999年,段子英在她的回忆录的自序中写道:192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冬转入中国共产党。在那时,我参加了耒阳县农民革命运动,担任县苏维埃政府特派员,并负责县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28年春,调中国工农革命军宣传队任宣传员,上了井冈山。随后一边宣传,一边打仗,参加过五斗江战斗、龙源口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第三次反“会剿”等战斗。1929年春,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失利,井冈山失守,我随红5军从井冈山突围时被捕,身陷逆境6年。经过8年艰难曲折地找党,终于在1937年春重新接上党组织关系。此后,长期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直至1949年耒阳解放。在解放前的革命斗争中,我先后三次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坐牢。对此,1956年经组织审查给我的结论是:“未暴露组织,无变节行为,并保护过革命同志。”

这些简单概括的人生经历,随意拎出一段,就是丰富的、曲折的,甚至惊心动魄的过程,而支撑这位女性冒着生命危险几十年走下来的,是共产党人的不屈信念。

还有另一位女性,她为信念坚守的时间跨度更长、经历更艰难、故事更感人。

她叫王泉媛,曾经的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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