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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回望井冈山》第二篇:理论 三、两个“务必”

2019-08-08
08 2019-08

14:55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召开。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解放的胜利,毛泽东在这次全会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令人深思的话: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幵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 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馑的东西。我们不但善干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一个并不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内容,要部署的丁.作很艰巨,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但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报告中用很大篇幅来告诫全党这两个“务必”?

素来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在起草这个报告时,是否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期、延安时期发生的一些事在心里响起了警钟?

和红军流动作战相比,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工作、生活条件相对改善和稳定,不知不觉中,一些人身上滋生出一些坏毛病,由小贪逐渐衍化为大贪。大家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将成为一个风向标。

当时的《红色中华》报记载了处理这些案件的经过。

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第一案就发生在身边。瑞金叶坪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原为暴动队队长,后来当上了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看来,原来提着脑袋搞暴动,现在执掌政权了,也该像那些地主老财一样享乐了。邪恶的种子遇到合适的土壤就开始发芽膨胀:他贪污公款,强奸妇女;杀害部队掉队军医,占有其财物;收购群众的米用大斗,卖给政府用小斗;偷盖中央政府管理科印章;生活腐化堕落,与地主老婆通奸并把自己的妻子卖了……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获悉后,愤然表示:“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毛泽东明确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 会失去民心!” 1932年5月5日,瑞金苏维埃裁判部举行公审,“判决谢步升枪决”。5月9日,中央政府的临时最高法庭开庭终审,维持原判: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小时内执行,没收个人一切财产。

    第二个案子发生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内部。1933年10月,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央政府决定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六大建筑”,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给“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负责。可是,左祥 : 云却贪污公款大洋246元,私开路条,并携款潜逃;盗窃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甚至企图逃到湖南组织地主民团武装进攻苏维埃。中央工农检查部根据群众举报,组织力量迅速查处了这一要案。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最高法庭举行公审,“判决左祥云处以枪决”。这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处级公务员受到法律严惩处以极刑的要案。

影响和震动较大的是雩都县集体腐败案。雩都县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县之一。该县军事部长刘仕祥勾结科员数人,造假账,冒领动员费,私自分赃,贪污打土豪缴获的鸦片烟土款项做非法生意;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伙同县委组织部长、财政部长等,贪污、挪用公款,以权谋私,做投机买卖;县委书记刘洪清邀集城市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刘福元等,利用公款合伙开店卖、酒贩卖食盐、谷子,偷税牟取私利;雩都城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和6名部长,利用职权,经商牟私。这些不法行径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委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率领中央工作组到雩都彻查。随后按法定程序,于 1934年3月组成最高特别法庭,以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为主审,公开审判,判决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等5人死刑,熊仙璧监禁一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其他犯有贪污腐败的党政干部,也都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制裁。这一事件的查处,在中央苏区引起极大震动。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在《红色中华》以《检举雩都县贪污官僚》为题公幵披露了查处内情。刚刚在“二苏大”上当选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此专门撰写了《雩都事件的教训》一文,向全中央苏区党政干部敲响反腐警钟。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到红军长征离幵中央苏区,3 年时间里,查处的腐败案还有钟铁青腐败案、唐仁达贪污案、陈景魁涉黑案。涉案的当事人都受到新生共和国法律的严厉制裁。 腐败得到了遏制。

1944年,郭沫若先生的一篇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发表。郭文列举大量史实,得出-个结论:导致明朝灭亡并非李自成的义军;李自成的迅速垮台并非因吴三桂引清军人关。 他们的灭亡和垮台,主要原因都是内部的腐败。此文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延安正在幵展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看到郭沫若的文章很是重视,立即批示将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的教材。

1945年夏,民主人士黄炎培和几位参政员访问延安,留下了与毛泽东“窑洞对”的一段历史对话。

68岁的黄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 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 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52岁的毛泽东短暂思考后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还有令毛泽东印象深刻的“黄克功事件”。1937年10月5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大队长黄克功因为逼婚,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 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1937年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局等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

执行那天,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一匹快马在刑场外停下,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向刑庭审判长雷经天走去。原来, 黄克功在审判前,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请毛主席定夺。

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中说: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 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 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毛泽东的信很短,但字字千钧,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绝不容忍自毁长城的事情发生。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时期,现在就要进京了, 应当向大家提出警示:我们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

毛泽东发出“两个务必”的告诫后没过多久,1949年的3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出发, 挺进北平。临行前,毛泽东把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把进北京称之为“进京赶考”。

和战争年代谈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工作不一样,此时将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思考和面对的,是党的建设。

历史的教训,身边的案例,民主人士善意的提醒,不得不让人有所警觉了。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穿越时空,至今仍令人振聋发聩。“也许我们走得太远,以致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可我们并没有走多远啊!

建设清正廉洁有为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的设计中没有,列宁的实践时间短还没遇到,而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这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领袖的警觉,提出了这一命题。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发生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忧和警觉并非杞人忧天。

两人都是战争年代打拼过来的我党高级干部。

刘青山,雇工出身,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学生出身,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经调查,在1950年至1951年两人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 贪污盗窃地方粮款、防汛水利专款、救灾粮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倒卖治河民工食粮;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他们任意挥霍,过着腐化的生活。经查证, 刘青山从“机关生产”中私用1.84亿元(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 1元。下同),张子善私用1.94亿元(旧币)。两人贪污、盗用、 骗贷等各项总计达171亿多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将河北省委关于逮捕刘、张二人 的请示讨论后,向党中央、毛主席做了书面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 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对处决两人的意见很坚决:“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不仅只考虑到目前这两个人的命运,毛泽东的思绪走得很远,他考虑的是全党的走向和命运。

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做出决定,报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河北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二人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二人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个决定向刘青山、张子善做了传达。二人听后,放声痛哭。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纪律,新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法不容情;但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有情感的。法归法,情归情。

新中国反腐第一声枪响,全中国都感到了震撼。

枪响时,人们是否还听到西柏坡的历史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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