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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回望井冈山》第一篇:道路 六、井冈山的道路 下

201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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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长征时,毛泽东是和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起的。由于出发前毛泽东生疟疾发高烧,经过治疗病虽好了,但身体虚弱,行军时配了担架。

张闻天是知识分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校学习,并任助教、翻译,1931年2月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由共产国际指定为临 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来到瑞金中央苏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王稼祥于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校学习,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宣部干事。1931年春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为中央高层领导,他们三个人对博古的错误路线和李德的错误指挥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也是痛心不已,更对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感到忧心如焚。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当下红军往何处去,以及如何扭转现在红军的被动局面。

他们在行军路上的商谈,后来催生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他们的行动,被后来到中国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

1935年1月7日,红军打下了遵义,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同中央纵队进入遵义。红军得到一次难得的休整。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都同意王稼祥的意见——“把李德、博古轰下来”。

1月15日至17日,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

按常规,开这样的会需要请示共产国际,但由于长征前夕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就已经中断,这次重要的会就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开了。也多亏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断,才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冥冥中的天意。

会议的地址,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柏辉章哪里想得到,他还在王家烈的苦逼下进攻遵义的红军时,红军和中共的最高首脑们正坐在他精心建造的公馆里开了几天会。而他的这座公馆外形,以后便作为“遵义会议放光芒”的象征出现。

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议的有20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的内容很丰富,气氛很激烈。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做联合发言;毛泽东做长篇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尖锐地批评了 “左”倾军事路线,与博古的主报告针锋相对,成了这次会上的反报告。最后为遵义会议起草会议决议的,是张闻天。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受挫的原因,指出主要是单纯的防御路线,批驳博古用敌强我弱作为失败的借口,系统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行动的方向。

毛泽东系统阐述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排斥的是李德那一套外国教科书上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

3天的会议形成了几项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即张闻天)同志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调整: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央总负责;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不再依靠外国人,而是依靠自己的集体智慧,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而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选择了正确的领袖群体,确立了这个群体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这次会议蕴含的普遍真理,还将经受长时间实践的检验,才被普遍认识和自觉接受。

遵义会议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大家的眼里变得开阔起来,虽然还有强敌要彻底甩开,还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要费劲去沟通通过,还有雪山草地重重阻隔,也还出现了红军内部的分歧和差一点的分裂,但这多半是客观上的困难和局部问题,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认识统一了,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领袖之所以能成为领袖,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甚至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磨炼、摔打出来的。

历经千辛万苦的长征,终于以红军的胜利画上句号。

于是,在陕北高原上,人们听到毛泽东豪迈高亢的声音对长征的总结: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 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冗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 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 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 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 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 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毛泽东还用一首《七律·长征》抒发了他对长征的感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限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016年10月21日,习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这样评价长征:

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 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姓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长征出发前,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其他根据地也遭受挫折,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长征的胜利,让中国革命的道路变得开阔了。

万里长征之路,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带到了陕北高原。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在延安安了家,并以此奠基西北,肩负起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重任,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抗日敌后战场,领导红军和动员、组织民间武装力量进行抗战,直到抗战胜利。

红军长征前的1931年,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了我东三省。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意在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受事变主角张学良、杨虎城之邀,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斡旋处理此事。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团结东北军、西北军,逼蒋抗日,和平解决了这一事件,并以此为契机,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5年8月,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而结束。

但还没等人民从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派胡宗南率重兵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蒋介石又逼过来了。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了一年,最后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指挥了震惊中外、改变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彻底打垮了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

从1927年开始一直追着共产党人打的蒋介石,这次被共产党追着打得一退再退,从中国最北端退到最南端,最后无奈地退到台湾岛上,再也没有踏上大陆。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10月1日,在确定为首都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8年前,在江西瑞金的建国预演,成为现实;

22年前,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终于走通了;

28年前,在浙江嘉兴南湖船上的誓言,终于开始实现。

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大批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界人士陆续来到北平。这一天,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到北平,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将他接到中南海的住处菊香书屋。摄影家徐肖冰回忆:

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他还说,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14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毛泽东给程潜描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有今天的胜利,真的是逼出来的,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井冈山道路,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的实践探索出来的。它的最可贵之处,是不照搬或模仿别国的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的问题,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条道路还能继续延伸吗?

进京之前,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出初步规划;并指出,革命胜利后党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稳步促进两个转变,即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新的伟大实践和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短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医治好战争的创伤,让国民经济尽快恢复。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263.6亿斤,增加到1952年的3278.4亿斤,增长 44.8%;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万担,增加到1952年的 2608万担,增长193.7%。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比1949年增长77.6%,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 增长145.1%,钢产量134.9万吨,比1949年增加7.54倍。除了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 到1952年的60.5%。

头3年的经济恢复,开了个好头。但要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一个整体布局和规划。怎么布局?怎么规划?中国共产党人向我们的邻居苏联老大哥投去了亲昵的一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在国民经济布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工业体系为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苏联的这种布局比例失调,对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发展缓慢的不利后果,但对刚刚迈进社会主 义门槛的中国来说,苏联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重点5篇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看到了重工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桿卫国家主权的巨大作用,也将此作为自己发展经济的首选。当然,首选并非唯一,毛泽东在1951年底的一份文件中有这样的说明:“从1953年起,我们就要进人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思路基本确定。1952年八九月间,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同苏方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援助。

1953年4月,苏方正式通报了对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经研究,赞成苏联对我国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和设计项目清单。

5月15日,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议》等文件,确定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援建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到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又增加了15个援建项目。这些项目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煤矿、重型机器、石油炼油企业、 拖拉机制造厂、火力发电厂等,还有若干国防工业企业。这156 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历时4年、五易其稿的五年计划草案。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方针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应该说,“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依据国情,反复论证,妥善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重大关系问题。如: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发展农业、轻工业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效益的问题;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问题;关于生产和生活、积累、消费的关系问题。

“一五”计划中,我们看到了井冈山道路的延伸轨迹:借鉴别人的经验,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经济,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一步迈出去了。这一步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怎么走?

很快3年过去,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如火如荼地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全国实施时,也暴露出与我国国情不完全相符的一些问题。这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警觉。

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高层领导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工作。

刘少奇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负责人座谈,为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做准备。

像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重要的政策或决定出台之前都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样,毛泽东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 门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党的负责人开了4次座谈会。在这些广泛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道路的思想。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十大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报告中,毛泽东是这样认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基于老大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站在理论的高度告诫大家:“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 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种理性的思考和告诫,透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进入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探求真理的执着。

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各项计划指标大幅超额完成,形成中国近代以来的一次汹涌澎湃的工业化浪潮。

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按可比价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农业总产值537亿元,增长24.8%;工业总产值 704亿元,增长128.6%。1957年,我国钢材量达535万吨,比 1952年增长296%,自给率达到86%。原煤产量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5%,发电量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机械设备自给率达60%。

轻工业也取得迅速发展:自行车增长9倍,缝纫机增长3.2 倍,收音机增长19.7倍。

教育文化事业获得较快发展:1957年,全国普通高校发展到 229所,比1952年增长14%,在校学生44.1万人,增长1.3倍;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628.1万人,比1952年增长1.5倍;在校小学生6428.3万人,比1952年增长25.8%。整个“一五”期间,全国高校毕业生27万人,超过1912年至1947年36年间21万毕业生总和的28.5%。

1957年,全国公路里程达25.46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一倍;邮路总长达222万公里;农70%的乡通了电话。

1957年,全国已实现县县有医院,乡乡有诊所。保有病床29.5万张,比1952年增84%。

“一五”期间的工业生产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这些巨大的成就,不仅让世界瞩目,更让国人振奋。

方向对头,步子稳健,社会主义道路的前两步走得很不错,但感觉全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在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上,还能不能快一点?

而在1957年冬至次年春掀起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似乎在回答这个问题。全国农民以对农业生产极大的热情,悄悄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总路线的提出,再一次激发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多快好省”有四项内容,结果大家只盯住了前面两个字“多”和“快”,推动着生产“大跃进”。

总路线和“大跃进”不仅推动着生产朝着快速发展方向迈进, 还推动着农村的体制变化,从小型合作社并成大社,从大社并为人民公社。

至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正式 确立,成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热情催生出快,快发酵成过热。违背科学规律、经济规律的不正常情况出现了。两件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全民上阵大炼钢铁;粮食产量的浮夸,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种违背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1959年,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受灾面积5亿亩,其他灾害面积1亿多亩,当年粮食减产600亿斤左右。1960年上半年全国受旱灾面积6.7亿亩,下半年受洪涝灾害面积900万亩。

连续3年全国大范围的自然灾害,不仅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而且由于浮夸风造成普遍缺粮,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并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共和国之痛! 一个沉重的教训。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了科学和客观公正的评价。

《决议》指出:“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 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 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道路,在这里出现了曲折。

出现曲折的原因,恰恰是丢掉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形成的、按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这是前进中出现的挫折和教训。

对于挫折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努力纠错。

1960年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幵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刘少奇在一个座谈会上指出:“最近半年以来,我们的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问题,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写完《十年总结》一文,概括了1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分析了得失利弊,引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幵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这条路进入纠错调整期。

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停止了“大跃进”和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幵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与会人员为中央、省、地、县主要负责人和军队、大型企业负责人。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最后形成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件。《报告》从四个方面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计划指标过高,基本战线过长,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人民公社混淆了两种所有制的界限,犯了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分散主义倾向严重滋长;四、对农业增长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发展要求过急,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1月27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他认为,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现在不仅没有前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邓小平、周恩来也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

校准了方向,调整好步伐节奏,继续前进。

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总产值为2235亿元,与1957年比,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都超过1963年预定的目标。

对于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后来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但对这个问题刚刚有个初步的认识还没来得及彻底搞清楚时, 一场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的灾难性挫折又来了-----“文化大革命”。

对于这场灾难性挫折,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表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幵来。”

《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科学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这次被载人史册的会议有几个亮点:

一是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重新恢复。《公报》指出:“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二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三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公报》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次和遵义会议一样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都实现了党和国家命运的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幵放的大幕。

大错误、大挫折带来大彻大悟。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用集体智慧和自我纠错功能,校正自己的道路。

探索没有停止,思考仍在继续。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幵。邓小平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 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別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30多年的艰难探索,历经了错误和挫折,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十二大到现在又经过了30多年的实践检验,我们看到:

这条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这条道路越走越宽阔;

这条道路引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

尽管一路上有荆棘丛生,有坎坷不平,有激流险滩,有艰难险阻,但中国共产党人一次次闯过来了。

历经磨难,我们对这条道路更拥有充分的自信。

循着这条道路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道路是从井冈山一路延伸过来的,独具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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