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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寻找在战争中遗失的孩子--贺子珍

2019-05-27
27 2019-05

11:52

130.寻找在战争中遗失的孩子--贺子珍


时光荏苒。贺子珍回到上海后仍感到日子无聊。一天,寂寞中的贺子珍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寻找自己在战争中遗失的孩子!


一天,她前往福建,来到了贺敏学的家。


贺怡出车祸身亡后,1952年,有人又在南京找到了小毛。那时正逛全国搞“三反”“五反”的时候。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后,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两点,一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是油耳朵,二造狞他有没有腋臭。她认为她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毛泽东的这两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谁知这时,霍步青烈士的妻子朱月倩已经认了这个孩子!朱月倩坚持说他就是自己与霍步青所生的儿子霍小靑,是霍步靑烈士的遗孤。结果,一个说是自己与霍步青生的,一个说是自己与毛泽东生的, 双方为这件事发生了争执,朱月倩说贺子珍抢她的小孩。


最后,贺子珍和朱月倩闹到中组部,中组部经过一番调査后,作出的结论是:“霍小青是革命烈士霍步青的遗孤,是朱月倩所生。”但是,贺子珍与贺敏学不同意中央的这个结论,继续与霍小靑来往。


1954年,贺敏学到北京幵会。毛泽东知道他来了,派了一辆车把他接到中南海,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询问了贺敏学在福建工作的一些情 况。贺敏学一一汇报了。最后谈到了小毛。贺敏学告诉毛泽东说:“小毛找到了。”还拿出照片给他看。毛泽东问了小毛是怎样找到的,孩子读书如何。最后毛泽东说:“这事我不好管,你来管他,照顾他,你可以找邓小平嘛。”


邓小平当时在中央书记处任总书记。


事实上,对于寻找遗散的儿女们,毛泽东一贯持不赞同的态度。


从1948年到1951年担任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廷,有这样的回忆:

1949年贺怡到香山来见毛泽东,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我因倒茶续水,进进出出,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之间的一些谈话.贺怡说,她要去把小毛找回来,毛泽东不同意,说,农民辛辛苦苦地养活了他十几年,把他找回来,对不起农民。贺怡坚持要去找,两个人谈崩了。毛泽东动用了军纪,喊着口令:立正。贺怡只得立正,这才停止了争吵。


小毛是毛贺的第二个孩子,即1932年出生、1934年10月红军走上长征路时委托给毛泽覃夫妇后来丢失的。1970年初,“小毛”在上海结婚时, 贺敏学的女儿也要结婚,贺敏学两项婚事一起办,他张罗主持了“小毛”的 婚事。婚后,“小毛”有了一个女孩。“文化大革命”中,他写了一封信给贺敏学,说他病得很重,医生确诊是肝癌。贺敏学马上给他回了一封电报,让他到一家医院去找他认识的院长。但据说电报没到人已经死了。


贺子珍自认为“小毛”已找到,因此,要找的只剩下另外两个孩子,一 个是在龙岩降生的女孩,即1929年5月生下20天就托给一户人家抚养, 从此音讯全无的那个;另一个就是在长征路上在贵州草棚里出生的那个 女孩。


贺子珍又谈起寻找女儿的事,贺敏学摇摇头说:“那个在长征路上送掉的女孩,是无法寻找的。”

“为什么? ”贺子珍不甘心地问。

“你连在贵州的什么地方送走的都记不清楚,地名都说不出;送人时匆匆忙忙,任何凭证都没有。茫茫贵州这么大怎么找呢?”


顿了顿,贺敏学说:“只能试试找一找,龙岩的那个女孩子。”

为此,贺子珍又重复了当年的情形:“当年送孩子的那位大嫂的丈夫是个鞋匠,叫翁清河。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回龙岩,我委托毛泽民夫妇去找翁清河时,翁清河显得十分惊慌。他一口咬定女孩死了。据当地人说, 翁清河在红军走后,害怕国民党报复,在孩子熟睡之际,趁着夜色把她扔在了赞风店门口。当毛泽民和钱希钧来找孩子时,翁清河自己也不知被他扔掉的孩子是否在人间,为了推卸责任,他对毛泽民撒谎说:‘女婴养了 4 个月后,伤风夭折。’这个孩子被人捡走了,应该还活着。”


贺敏学告诉贺子珍说:“人应该活着,但是找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1961年谢觉哉率中央代表团慰问龙岩老区人民时,他记得当年这个孩子就被寄养在此,就希望地方政府能弄清毛泽东长女的下落。从那时开始, 地方政府有关领导就着手留意此事。但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消息。”


龙岩在福建,贺敏学在福建工作过,于是贺氏兄妹幵始了艰苦的寻找过程。然而,贺敏学还没有找到贺子珍的女儿,一场“文革”风暴就把他打入了牛棚。


贺敏学被造反派安的罪名是“走资派”,造反派把他关了起来,还抄了他的家。李立英没办法,只好给已回上海的贺子珍和北京的李敏写信求助,贺子珍早已是闲人一个,哪有什么办法可想?她只能托人给李敏捎话,让李敏报告毛泽东。


李敏真的去找了爸爸,告诉他舅舅被抓起来的消息。毛泽东听了后,答应了一声“哦”,就没有再说什么。李敏着急地说:“舅舅的事,我管不了。”“对,这事你是管不了,”毛泽东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然而,毛泽东这一次没有出面去保贺敏学。


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突然重提1930年富田事变的事情。当时红军里有一些人,打着“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制造分裂。江西省政府主席曾山和特委书记陈毅都被抓起来了。在东固的贺敏学也被作为毛泽东线上的人抓了起来,被拉出示众,准备枪毙。贺敏学为毛泽东保存了 6个文件箱,他怕毛泽东不了解情况,说服了看守,给毛泽东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动乱的情形。最后,此事才得以平息。毛泽东在九大讲话时,提到了这个条子的事,还点了曾山的名,说:“曾山你当时也在。”


虽然毛泽东讲话中没有提到贺敏学的名字,但是,毛泽东对李敏说你舅舅是个好同志,说明他对贺敏学是有认识的。贺敏学送条子的事他也记忆犹新。可能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他觉得自己不便多说话,对贺敏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抓,他始终没有出面去保。于是,贺敏学在这场斗争中被关了 80多天,最后,造反派们把他放出来时,他的官也被罢了,以后他一直处在被审查的地位。


但是,贺敏学赋闲下来后,并没有忘记为妹妹寻女之事。


1971年,在福建省城工作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遣送”回老家龙岩。他住在龙岩橄榄岭一所旧公寓,经常听到毛泽东的大女儿尚在龙岩的传闻。曾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是罗万昌的老上级,交情甚笃,罗向贺透露此事,贺敏学则委托他与另一位老红军张华南调查此事。


于是,罗万昌和张华南开始了调查工作。这时,补鞋匠翁清河已去世, 他们只好找到翁清河的遗孀林古姑、女婿苏仁鸿,通过询问了解,证实了贺子珍女儿并非病亡而是被翁清河丢弃的实情。他们又查访已80岁的老人陈铁成及知情者陈三姑,得知丢弃在南门酱酒店。据此,他们又找到迈三仔,迈三仔的母亲翁姑是当初拾捡女婴抚养的人。但是,他们一问迈三仔才知道,翁姑拾养女孩不久,又将女孩转让于人了。据迈三仔说,翁姑把女孩先转让给了同乡傅森盛,傅又转给了一位叫张先志的山东人。迈三仔还向罗、张提供了山东汉子张先志的一些情况,并说只有傅森盛才清楚张 先志的行踪。


罗万昌、张华南顺藤摸瓜,找到傅森盛,傅森盛已经年过80,他虽耄耋之年,却记忆犹新,谈了他怎么“学徒兼保姆”,带着从翁姑手上转来的小女孩闯闽南之事。最后,他说:“张先志的老伴六姑去世后,又由他的母亲牵线,将5岁的小女孩转给迈四仔,最后女孩由他的妻子邱兰仔收养。”


结果,从邱兰仔那里,罗万昌与张华南查出此女孩现在龙岩县医药公 司工作,并担任了第一门市部主任,名字叫杨月花。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罗万昌便动笔写调查报告。


因此事暂时还属机密,罗万昌不好请人代笔,怕以讹传讹,张扬出去。 尽管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罗万昌还是用朴实的文字,把事情来龙去脉一一 写上,形成了一个“报告”。


1973年初,罗万昌满怀喜悦之情,将调査材料送到在福建省军区的贺敏学处。贺敏学阅毕,十分高兴,忙将调査材料寄中共中央转周恩来总理。 但此时周恩来身体欠佳,因此此事暂时搁了下来。


8月,贺怡的儿媳妇、贺麓成之妻周剑霞来闽走亲戚,藉望她的舅舅贺敏学。


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住在福州军区。贺敏学见了她,交谈之中说到了贺子珍的长女找到了一事,贺敏学要她去龙岩亲自与杨月花见见面,最后核实杨月花的身世。


周剑霞来到龙岩,先找到罗万昌了解实情,罗万昌说:“现在最关铀的一着是查验胎记。据贺子珍提供,女孩右腿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较小的黑痣。此胎记一定要想办法验证。”

这时,贺敏学的女婿黄永平在龙岩小洋的部队中,周剑霞邀他与罗万昌夫妇及罗的女儿罗海明一起去杨月花家。


但是,如何看到杨月花膝盖前的黑痣呢?大家却犯起了愁。大家边走边想办法,可是,到了杨家,办法还没想出来。众人只好先坐了下来,见机行事。


客人来了,杨月花很热情,泡了茶,然后与大家交谈。突然,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她一边用手抓起自己的腿,一边大喊一声“有跳蚤”,于是,她自己先挽起裤筒,用手摸弄。大家一愣,随即都不约而同地挽起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高高地挽起裤筒,不知不觉,暴露了右膝的黑痣。当杨月花右膝上的两个较小的痣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们如释重负, 心里一喜:毛泽东的长女找到了!


接着,罗万昌夫妇把杨月花的身世告诉了她本人,又把周剑霞与她的关系也说了。杨月花对周剑霞来看她也很高兴,极力邀请她到家中吃饭。 周剑霞来到她家后,与她的家人亲热地交谈,还塞给她的小儿子郑栋基10 元,说是见面礼,并一起上龙岩虎岭山,在闽西党和闽西苏区的创建人之一郭滴人墓前与杨月花、罗万昌等合影留念。


杨月花对这晚来的亲情特别珍惜,周剑霞走时,杨月花送她到车站, 并让她下次带着家人来玩。


回到福州后,周剑霞高兴地对贺敏学夫妇说:“杨月花的脸盘真像毛主席,她的动作举止,酷像我的姨妈。”

1973年8月,已调在龙岩县总工会筹备组工作的杨月花,接到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通知,调她到县电影工作站工作。


事前,县革委会组织组的军代表对电影工作站支部书记交代:“杨月花身体不好,要给予适当照顾。”23日,县革委会宣传组组长杜方英到县电影工作站,宣布杨月花任该站副站长兼支部副书记,并说近期要让她去上海检查身体,治疗疾病。说是“治病”,其实是贺敏学安排的“上海母女会见”。


几天后,杜方英带杨月花到福州,先在东街口防保站作了体检后,便送她去上海。在上海,她们没遇到原先说好的周剑霞,结果,进不了贺子珍的住所。就在杨月花在上海进退维谷之际,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赶到上海,对杨月花说:“贺老交代,若在上海找不到妈妈的话,就到福州去找他。”


杨月花听了,只在上海过了一个国庆节,第二日就离开上海,第三日便到福州,她的上海认母之行就这么匆匆结束了。至于周剑霞为什么没来,贺子珍为什么没让她相见,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正是万家灯火之时,罗万昌带着杨月花,叩开了贺敏学家的大门。贺敏学的夫人李立英出来开门。在见到舅母之时,杨月花突然激动地哭起来。李立英慌了,赶忙安慰:“月花,你是革命后代,不要伤心。别哭,来了就好。说着,她端出甜芋泥,抓几个梨子对她和罗万昌说:“肚子饿了吧,你们先吃一些东西垫肚子,我去给你舅舅挂电话。”


不一会儿,李立英传话:“贺老说杨月花不要走,晚上就住在这里,他马上就来。”


贺敏学一见到杨月花,老泪纵横:”月花,找你多辛苦哦,为了找你,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妈妈身体不好,中央对她很关心,让她治好病。眼下怕她受刺激,病情加重,则不好办。你放心吧,以后会安排你们相见的。”


杨月花连连点头,在此之前,她就听人说过贺子珍的病很严重。


贺敏学对这个外甥女很亲热,这次虽是初次见而,但贺敏学与杨月花长谈到凌晨2点。


第二天,杨月花要回去,贺敏学极力留她多住几天,但是,杨月花有工作和孩子,不能久住。在杨月花走时,贺敏学交代李立英送100元给杨月花。杨月花说什么都不收,固执的脾气与贺子珍很像。到最后,为了让她收 下,李立英劝道:“月花,你不收下,舅舅会有意见的。"


杨月花只好收下。


贺敏学认下了杨月花为外甥女后,双方交往频繁。有人去福州出差, 杨月花总要捎点山区特产笋干、香菇、盐酥花生或藤椅、竹床之类,并代向舅舅、舅妈问安。


因为70年代正处在“文革”末期,虽然杨月花已被证明是毛泽东之 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杨月花不但没与贺子珍相认,甚至与贺子珍连面都没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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